田中义一到一部以后，写了一份叫《随感杂录》的意见书，里面从国家战略，军事战略一直侃到军队的组织、制度，通过儿玉源太郎大将就递到山县有朋元帅那儿去了。山县一看，嗯，不错，跟明治天皇一报告，回来对田中说：“你就搞个帝国国防方针看看吧”。他就拉着海军的财部彪大佐一起制定了个方案，规定陆军平时要25个师团，战时要50个师团，海军要建成八八舰队。

1909年田中升任军事课长、第二旅团长、陆军省军务局长，此间主持修改制订了《部队内务书》、《步兵操典》、《辎重兵操典》、《陆军教育令》、《陆军补充令》，他在任中的作为证明了他的实力。1910年11月，他一直倡导的帝国在乡军人会成立。该会是将已经结束现役的后备役军人组织起来，既可削减国家军队维持费，同时又能把国家意志广泛传播到国民当中去（之后预备役也列入其中）。该会在起立之初仅以陆军为对象，从1914年开始把海军也加入进来，使该组织最终完善。另外，他让强烈批判军阀势力扩大到政界的大隈重信担任帝国军人后援会会长，为此大隈不仅停止了对军部的批判，还转为军部的拥护者，开始和当时的桂太郎首相、寺内正毅陆相接近。此后，担任军务局长的田中与上原勇作陆相一起在第二次西园寺公望内阁时提出增设两个师团以保卫朝鲜、满洲等新开拓的领土，由于当时政府奉行财政紧缩政策，没有答应他们的要求。上原陆相提出辞职，陆军拒绝提出后任陆相人选，内阁不得不总辞职。这次事件成为第一次护宪运动的导火索。

1913年末，他赴欧美考察，回国后创立了青年团组织，企图通过官办组织来对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思想混乱的局面。由于这个组织是针对小学毕业后到被征兵入伍之间的人员的组织，所以和在乡军人会一样发挥着向国民传播国家意志的作用。

1915年8月，作为幕后黑手，参谋次长田中义一少将策划了向袁世凯提出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后遭到中国人民强烈反对而未遂。

1918年原敬内阁成立后，山县有朋推荐他入阁担任陆相。1920年6月，制定大力充实国防的14年计划。在任期间发生了俄罗斯尼克拉耶夫斯克港日本领事馆遭袭击，七百多名日本人被杀害的事件。在野党攻击陆军应对此次事件负责。他策划指导了向西伯利亚出兵事件。期间他和萨摩派的领袖上原勇作参谋总长矛盾不断，大藏相高桥是清甚至向原敬首相提出废止参谋本部的建议。1921年11月首相原敬遇刺后。高桥是清接任首相，陆相换成了山梨半造，进行了日本第一次裁军。7个月后，他在第二次山本权兵卫内阁再次出任陆相，并晋升为大将，获男爵爵位，被列入华族。恰逢1923年9月关东大地震爆发，他利用陆军的设施、人员、物资为关东大地震后的复兴重建工作尽了力，但那届内阁因虎门事件（刺杀摄政太子裕仁）而总辞职。

1924年他创立了全国性青年组织“大日本联合青年团”，这个组织有二百五十万成员，成为田中强有力的支持母体。

1925年5月，被人普遍认为会成为元帅的田中义一突然退出现役，准备去政界混。去政界混的意思并不是仅仅想当总理，就田中义一当时的地位（原敬内阁，第二次山本权兵卫内阁两任陆军大臣），这个总理迟早是他的，但他还想当政党党魁。很简单，当时已经是政党议会制了，他要牺牲自己的元帅称号来为军人换取更大的空间。就这样1925年田中退出现役，去立宪政友接替高桥是清就任第五任总裁，这个“立宪政友会”也不是小帮会，那是伊藤博文“亲手缔造”的政党。田中没空着手去，带了三百万日洋的见面礼。300万是一个陆军大将500年的工资。他怎么来的，原来这次西伯利亚出兵，陆军用掉机密费2400万日洋！其中寺内正毅内阁用掉340万，剩下的2000多万全是原敬内阁用掉的，原敬内阁的陆相就是田中义一。

虽然当时在加藤高明领导下成立了护宪三派内阁，但宪政会作为第一大党仍执政界牛耳，结果第一次加藤内阁在政友会的攻击下发生动摇而总辞职。大选后的组阁权再次落在加藤手上，他拒绝加藤高明的入阁邀请，继续作对。第一次若槻礼次郎内阁时期，他猛烈攻击政府的对华政策，利用金融危机下出现的整理震灾票据问题，策动枢密院官僚以“违宪”为由，否决政府的救济台银紧急敕令案，迫使若槻礼次郎内阁总辞职。

1927年4月20日，田中义一出任政府首相，掌握了大权，据说当时元老西园寺公望原来准备推荐贵族院的田健次郎接任首相，结果却是第一次根据“宪政的常识”把政权移交给在野党，成立了田中内阁。但内阁中法相原嘉道不是政党党员，内相铃木喜三郎曾担任过引发第二次护宪运动的清浦内阁法相。田中本人更是一个典型例子，他在护宪运动结束后才加入政党。内阁中虽然有许多政友成员，但该内阁决不是在建立在护宪三派内阁的延长线上，奉行的政策与加藤、若槻两人所推进的大正民主主义政策背道而驰。在具体政策措施上，比如政府在政策纲领中提出了地方分权，并设置了由田中亲自担任会长的行政制度审议会，对此进行讨论，提出引入道州制、赋予妇女公民权等仍在议论的议题。然而最终实现的只是扩大了一小部分自治权而已。政友会长期主张的知事公选制也被内务官僚和内相阻止了。

新内阁面临的紧急课题，是摆脱空前严重的金融危机。根据大藏相高桥是清的建议，内阁成立后第三天便发出紧急敕令，宣布全国银行一律停兑三周。在此期间，由日本银行向各银行发放22亿日元非常货款，由政府补助日银5亿日元、台银2亿日元，帮助垄断资产阶级渡过了难关。随后，政府修订了《银行法》，规定开业银行资本不得少于100万日元，强制加速资本集中过程，使一大批中小银行在金融危机中破产或被吞并，而三井、三菱等五大银行资本急剧增加，五行资本总额竟一跃达到全国银行总资本的三分之一。

田中内阁在金融恐慌以外的问题上则更为严峻，因为该内阁是在若槻内阁辞职后匆忙成立的，是一个以少数执政党为基础的政权。1927年6月，在野党宪政会和政友本党合并成立民政党。该党打着“贯彻天皇统治下的议会中心主义”口号在三菱财阀支援下，主动接近元老等官僚势力，抨击田中内阁的内外政策，意在上台执政，对田中义一政权构成巨大威胁。田中决定通过将在1928年举行的大选塑造一个强有力的执政党。为了赢得选举，政府对一百多名知事以下的地方官吏进行更迭、调任。同时通过贿选、利诱等手段大肆干预选举活动。凡提及“300万日元”或“陆军机密费”的演说，一律遭到政府禁止。在野党民政党也加入贿选战。选举结果政友会未及半数，仅比民政党多获得一个议席。为此田中用大量的金钱和职位对中间派人士进行分化拉拢工作，谋求控制议会。最终获得217个议席，以微弱多数取得了议会中“不自然的多数党”地位。这就是日本首次进行普选的真实情景。

此次选举暴露出内阁的软弱性。由于干涉选举而遭抨击的铃木内相被迫辞职，由望月圭介邮递相接任。田中为确保政治资金来源，将空出的邮递相的位子给了刚刚当选议员、有日立制作所背景的久原房之助。对此不满的水野炼太朗文相提出辞职。这些都是由于田中在金钱和人事上的作法而引发的，从此媒体就称他为“和制墨索里尼”、“唐吉诃德”。

由于执政党和内阁都不稳固，因此虽然本届内阁通过了政友会一直主张的把地租和营业税向地方转让的法案，但大多数重要法案未能审议完成。这次大选当选的议员中有8人来自无产政党，使得一向憎恨工农运动的田中如临大敌。为对付以社会秩序特别是经济混乱为发端而漫延的共产主义思潮，1927年3月15日凌晨，田中内阁命令全国警察同时出动，一举逮捕共产党及其同情者1000多人，解散了三个左翼政党，32个左翼学生团体，解聘了78名教授，杀害日共书记长渡边政之辅，进步议员山本宣治，三·一五事件使得日本共产党和工农运动受到惨重损失。

在镇压工农运动的同时，田中还在第56次临时议会上提出治安警察修改法，当议会否决这一提案后，田中无视议会，以紧急敕令的形式颁布了这一法律，修改治安维持法，强化了治安维持法中的罚则，在全国设置特高警察，强化思想统治，这样，自明治以来经数十年努力好不容易建立的议会政治，反而被田中这个内阁首相所践踏。这意味着政党内阁否定了议会的作用。曾以“连绵阴雨后的晴天”赞颂护宪三派内阁成立的美浓部达吉教授不胜感慨的说：“看到近来日本政治情况，不禁使我们感到政治黑暗时代的来临。”

田中义一上台，便大肆攻击前内阁的外交政策，指责前外相币原喜重郎“把中国的赤化看作别国的内事，与我无关，实属荒谬绝伦”。在“刷新外交”口号下，他竭立推行“积极对华政策”，亲自兼任外相，并任命殖民主义先锋森恪为外务省政务次官，协助他制订和推行侵华政策。他否定了币原协调外交路线，向强硬外交路线转换。政府召开“东方会议”，确定了处理满蒙问题的方针。为确保日本在满蒙的利益，日本政府以日本侨民受到国民革命军（北伐军）侵害为名三次向山东派兵。第一次出兵在1927年5月28日，兵力约4000人，占领了山东济南。第二次出兵在1928年4月17日，兵力约5000人。日军再次进据济南后，蓄意挑起中日两军冲突，制造骇人听闻的“济南惨案”。然后以此次事件为借口，扩大战端，于5月9日第三次出兵增援，总兵力达到15000人，杀害了3000多中国人。毫无疑问，田中是想把国民的注意力从国内政局上转移开。

“济南惨案”后，国民革命军以怒涛之势继续北进，日本豢养的奉系军阀败局已定。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田中义一主持召开有外务省、军部、朝鲜总督府、关东厅、驻华公使及总领事等要员参加的“东方会议”，制订了《对华政策纲领》，确定了将中国本土的“满蒙”加以“区别”，确保日本在中国东北特殊权益的“根本方针”，并为达到这一目的，不惜采取“断然自卫措施”。

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上，田中与军部出现分歧。军部主张靠关东军武力解决，田中却认为为避免英美列强干涉，要靠张作霖。田中的如意算盘是，以架设索伦、吉会、长哈三条铁路和联络中东、吉会二线的两条铁路、共计五条借款铁路为由，迫张作霖同意；五条铁路一通，满蒙与关内分离便实质性地实现，日本对满洲的控制也就水到渠成，无须关东军再去动兵了。

田中与张作霖关系甚深。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马贼张作霖被日军以俄国间谍罪名捕获。要被枪毙的关口，陆军参谋田中义一向福岛安正少将请命，将张作霖从枪口下救出。20多年后，马贼张作霖成了中国的东北王，参谋田中义一也成了日本首相。田中绝不白救命。从日本人枪口下逃命的张作霖，也深知他这个东北王一天也离不开日本枪口的支持。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奉军的作战计划多半出自日本人之手；第二次直奉战争，日军全力支持张作霖，使奉军把直系军队赶过江南，张作霖成为北京的统治者。1925年底郭松龄倒戈，率军直扑沈阳。当时东北军的精锐几乎都掌握在郭松龄手里，若无日本方面调遣驻朝鲜龙山的军队直插沈阳紧急增援，恐怕张作霖早就死无葬身之地了。所以田中说，“张作霖如我弟弟”。他不相信张作霖会不答应他的条件。

他估计对了。张作霖也是爱东北、爱国家之人，但他更爱张家。在国事家事不可两全的那个夜晚，张作霖愁肠万端，忧心如焚，几近心力衰竭。为这五条铁路，一晚上这位也算叱咤风云的人物竟老去十岁。第二天出现在日本人面前的张大帅，是一个完全垮掉的人。他语无伦次，目光游移，躲躲闪闪又含含糊糊，但全部同意了田中的条件。日本人也知道“不战而屈人之兵”乃兵法的最高境界。田中以为自己达到了这个最高境界。满铁总裁山本条太郎在北京回东北的火车上边喝啤酒，边满面春风傲然地说：“这等于购得了满洲，所以不必用武力来解决了。”他们高兴得太早了。中国还有一句老话，叫做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田中身后的那只黄雀，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

河本以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随员的身份，参加了田中的“东方会议”。田中完全没有想到，他在规划占据满洲的计划，河本也在规划。而且这个在会议上根本没有发言权的无名小辈河本，竟然一下子就弄翻了他的精心设计的那条船。河本曾任驻北京的武官助理，回国后出入大川周明在皇宫气像台组织的大学寮，是永田铁山的一夕会的重要成员。河本大作和关东军司令官的村冈长太郎（陆大16期军刀组），参谋长的斋藤恒（陆大19期）认为维持这条“满蒙生命线”的最大障碍就是老狐狸张作霖。只要除掉这条老狐狸就万事大吉，田中依靠张作霖完全是不靠谱的幻想。

1928年6月4日，沈阳城外皇姑屯方向一声巨响，黑烟飞扬到两百公尺上空，张作霖乘坐的蔚蓝色钢铁列车被炸成两截。田中听到这个消息后，流着眼泪写信给满铁总裁山本条太郎：“一切都完了”。他不是单哭张作霖。自皇姑屯那辆列车出轨之后，日本政治便脱离了田中的控制。河本大作的一包炸药要了田中义一的老朋友的命，也使田中本人成了日本政治风箱里两头受气的老鼠。田中义一后来大骂河本大作：“真是混蛋！简直不懂为父母者之心！”

在昭和天皇问起这件事的时候，田中义一就一五一十全跟天皇说了，向天皇保证一定严肃处理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把那河本送上军事法庭。田中一回来，政友会的中野正刚就在国会以此事攻击政府参与谋杀它国大元帅。田中刚刚想说明政府与此无关，陆军参谋总长宇垣一成就跳了出来说没那事，那是诬蔑陆军，往陆军的脸上抹黑。田中这才知道他管不了这事了：河本的后台是关东军，不，是全体日本陆军。这下田中抓了瞎。田中一看风声不对，就又跑到宫里和天皇说：“查了，和陆军没有关系，确实是南方革命军干的。”这下把昭和天皇气得不行。一下子就把他给轰了出去。还对侍从长铃木贯太郎说田中说话前言不搭后语，以后不需要再来见他了。铃木就把这句话原原本本地就批发给了田中。田中这一下可慌了。失去了天皇的信任，这内阁可就完了蛋了。好说歹说，请铃木给美言几句，求天皇再给个机会，能让他把话给圆过去，但是给铃木一口拒绝了。这一下田中内阁只好在1929年7月2日辞职。

下野后的田中曾返回故乡走访亲朋好友，有人问他是否会辞去政友会总裁解甲归田，田中“环顾左右而言他”，其得力助手森恪倒是直言不讳，扬言东山再起。但是天不由人，9月28日田中身着和服，参加政友会干部晚餐会，观看艺伎表演后不禁兴致大发，信手写下“尝博红楼狭美人”条幅一条。是晚返回爱妾富子处下榻，次日晨心脏病猝发而亡。

“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这句臭名昭著的话，据说就出自他向昭和天皇提的洋洋四万言的书面报告，世称“田中奏折”。这篇东西一直是真伪难辨。远东军事法庭上，曾做过民国外交部次长的秦德纯在出庭作证时也只是说，“真的也好，假的也好，问题是日本军阀就是按照这份预言书去行动的”。没能确认其真实性。这份东西是怎么被中国人得到的，一般有三种说法:第一种是说张学良的部下王家桢从日本得来的。怎么得来的又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通过当时政友会议员，当过铁道大臣和邮递大臣的床次竹二郎认识了内大臣牧野伸显，从宫内厅资料室偷出来的。这位牧野伸显就是战后首任日本首相吉田茂的老丈人，是日本前首相麻生太郎的太姥爷。另一种说法是通过旅日华侨蔡智堪从某政治家家里偷出来的。第二种是说浑名叫“洋和尚”的余日章化了5万美金从日本买来的。这位余日章就是蒋介石和宋美玲结婚时的证婚人。第三种是说苏军情报机关“格鲁乌”从日本得到的，后来由托洛茨基给了中国人翻译出版的。1930年这篇文书一发表，立即引起轩然大波。美国人认为那是日本的《我的奋斗》，所以总理大臣犬养毅赶紧出面否认这篇奏折，理由是里面有几处事实不对，比如死了的山县有朋怎么又活了，田中义一怎么糊涂也不会把自己出访欧美的事情弄错什么的。说那是一篇伪书。请大家注意，否认田中奏折的真实性并不是说那篇东西是谁伪造的，而只是说那篇东西不是田中义一写的。那篇东西的确出自日本人之手则是连甲级战犯松冈洋佑和重光葵都不否认的。现在日本的学术界一般认为是出自甲级战犯铃木贞一之手。当时日本政界有一个言必称“本人是帝国主义者”的政治家叫森络，他委托当时参谋本部作战科参谋铃木贞一写一份关于满蒙政策的秘密报告。铃木和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谋杀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主谋），石原莞尔大佐（9.18事变的主谋）等人商议后起草了这份文件。里面的主要思想是河本大作和石原莞尔的，这就可以解释日后的事态发展怎么就和这篇东西那么一致这个疑问了。

《社会的国民教育:一名・青年义勇团》（1915年）

《壮丁读本》（1916年）

《帝国的使命和青年的觉悟》（1918年）

《欧洲大战的教训和青年指导》（1918年）

1996年电视剧《远东阴谋》杜雨露饰演田中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