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嘉道辞去公职后，决心贯彻初衷，实现大学时代当律师的愿望。1893年（明治26年）4月在东京京桥开设法律事务所，并第一个在报纸上打广告制造轰动效应。因为他在农商务省当过矿山官僚，熟悉与矿山有关的法律法规，所以专门处理这一类官司，像福岛县富国炭坑事件和长崎县端岛炭坑事件矿、足尾铜山烟害事件等等与矿山相关的诉讼，还有东京株式取引所的煤铁股票交割违约事件、青木彻三博士发表“不敬罪废止论”被起诉事件以及提请缓刑、手术中将纱布遗留在病人腹腔内的医生的无罪辩护等等，通过处理诸如此类令人瞩目的事件，使他作为民事诉讼的知名律师而活跃于法律界，以“民事诉讼之第一人者”远近驰名。原嘉道深得元帅·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侯爵的信任，在海江田子爵家的家督相续事件中，应东乡侯爵之请出面处理法律纠纷，取得胜诉。当时的民事诉讼法，正处于1891年的新旧交替时期，法官思想陈旧、缺乏知识，根本对付不了律师。

之后，他与鸠山和夫、小川平吉、花井卓藏等一起组织日本律师协会、国际律师协会，成为法律界的重镇。1907年（明治40年）5月21日任法律取调委员，同年6月13日依据“学位令”被授予法学博士学位。1911年（明治44年）当选东京律师会会长，1923年（大正12年）5月27日创立任第一东京律师会并当选第一任会长。在此期间，原嘉道同时兼任三井银行、三菱银行、兴业银行及横滨正金银行的法律顾问、三井信托取缔役（董事）、三井报德会会长，深得财经界的信赖。原嘉道还担任东京帝国大学、早稻田大学、中央大学的讲师和学习院大学的教授，在上述高等学府讲授商法。

原嘉道在法律界不仅以民事诉讼之第一人著称，在刑事诉讼中也很活跃，特别是谴责检察当局侵犯人权。在1918年（大正7年）京都府知事木内重四郎涉嫌贪污的“豚箱事件”中，他为友人木内重四郎担任辩护，并指控检察机关妨碍司法公正、搞严酷审讯、蹂躏践踏人权。而主导案件检调和公诉的，是在日本司法史上被称为“检察之神”的大阪控诉院检事长（检察长）小林芳郎。经过控辩双方的激烈博弈，1920年（大正9年）1月，京都地方裁判所宣判所有嫌疑人无罪，小林芳郎检事长则被迫辞职。

1919年（大正8年）7月9日，原嘉道任临时法制审议会委员。1920年（大正9年）任原敬内阁陪审法咨询委员，经原敬内阁法制局长官横田千之助的引荐为大审院判事（最高法院法官），从此与立宪政友会建立关系。1924年（大正13年）5月，原嘉道参加了素以右翼观念著称的司法界巨头平沼骐一郎主导的国家主义·国粹主义的右翼政治团体——国本社，并担任理事。

司法大臣

1927年（昭和2年）4月20日——1929年（昭和4年）7月2日任田中义一内阁司法大臣。1929年（昭和4年）5月13日任法制审议会委员。田中义一在组阁时，起用了非政党人士出身的原嘉道入阁。当时的司法大臣人选，依照惯例都是政界的实力派人物或是检察总长经验者，而从事律师行业三十五年且一直在野的原嘉道就任司法相，实属不同寻常的异例。在内阁阁僚中，内务大臣铃木喜三郎、大藏大臣高桥是清、商工大臣中桥德五郎、铁道大臣小川平吉、内阁书记官长鸠山一郎都是政界大佬，大部分都是正三位或者从三位以上的高位高官。相比之下，原嘉道只有早年在农商务省任官期间获得的正七位的官位。当时的正七位仅仅是相当于乡村小学校长或陆军中尉、大尉的位阶。正七位之大臣在当时成为绝无仅有的热门话题，为了避免这种尴尬滑稽的局面，在他就任不到一个月，赏勋局立即升叙其正四位，使之与其他大臣平起平坐。

强化治安体制

原嘉道在司法大臣任内致力于强化国内治安体制。当时的日本陷入“金融恐慌”和中日战争一触即发的混乱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工人运动日益活跃，革新阵营的政治活动愈演愈烈。随着1928年（昭和3年）2月日本第一届普遍选举的实施，日本政府（田中内阁）对社会主义政党的活动日益感到恐惧。1928年（昭和3年）3月15日，政府基于《治安维持法》发动了对日本共产党的一齐检举（全国范围的逮捕），从而制造了对左翼进步力量进行司法迫害的“三·一五事件”（日本帝国政府对共产主义者进行镇压的事件）。在司法大臣原嘉道总揽全局下，担当第一线指挥的是东京地检检事正塩野季彦、内务省警保局长山冈万之助，塩野、山冈与原都是出身长野县的同乡。在“三·一五”大检举中，包括德田球一、志贺义雄、河田贤治、水野成夫、春日正一等日共领袖在内，全国与日本共产党和劳动农民党有关联的约1600多人以违反治安维持法嫌疑的罪名遭到逮捕及检举。1929年（昭和4年）4月16日又有300余名共产党员遭检举（“四·一六事件”）。以后又陆续进行了检举，1929年共有4942人因违反治安维持法遭到逮捕。上述检举使日本共产党遭到毁灭性打击。

1928年（昭和3年）7月颁布裁判所定员令改正案，正式在官制上设置“思想检事”，将法西斯司法专制的魔爪伸向了意识形态和学术界。著名作家小林多喜二因发表抨击“三·一五事件”的文章，被特别高等警察课拷问致死。思想检察的确立，使其与思想警察、思想宪兵在后来共同担负了战时日本的治安体制。在战前，警察和宪兵在检察官的指挥之下处于辅佐地位，因此在思想搜查的体系中，思想检事握有强大的权限。

1928年（昭和3年）6月主持修改《治安维持法》，同年6月29日发布紧急敕令《治安维持法中改正件》（昭和3年6月29日敕令第129号）。此次修法的主要特征有“国体变革”的严罚化、禁止“结社行为”、修改手续面。将1925年（大正14年）版法的构成要件的“变革国体”与“否认私有财产制度”分离。对于前者，“以变革国体为目的的结社行为的组织者和参加者以及其他指导者和从事其活动任务者处以死刑、无期徒刑、五年以上惩役或禁锢”。修正案增设了作为最高刑的死刑，加重了刑罚力度，扩大了镇压范围。

1928年法的后果和影响在于，为了强化治安维持法的取缔体制，以紧急敕令的形式对变革“国体”的处罚的严罚化（导入死刑）与对以此为目的进行的结社行为的处罚（导入目的遂行罪）为中心对治安维持法进行修正。它以以思想为中心的结社罪与结社的目的遂行罪为轴心而构成，造成不问手段而处罚思想本身的结果。它藉由通过灌入国体概念，使对法的扩张解释和恣意运用正当化、合法化。譬如，长期置于警察监视之下的《思想犯保护法》（1936年），实际上已经偏离了治安维持法预定的通过正式审判以适用刑法的范畴，这使得在正式审判的场合之外任意操作、滥用刑罚的特务行为常态化。在这些操作状态下，促使结社的取缔、共产主义思想的放弃（转向）放置在思想取缔的位置上，最终导致了更为严厉、全盘法西斯化的1941年（昭和16年）治安维持法修正案的出台。

1929年（昭和4年）7月2日，田中义一内阁总辞职，原嘉道卸任司法大臣后下野。1930年（昭和5年）5月——1939年（昭和14年）3月任日本中央大学学长（校长）。在主持中央大学的十年间，力图打造“法律之中大”作为法学者的根据地。

枢密院议长

1931年（昭和6年）12月26日——1938年（昭和13年）2月3日任枢密顾问官。1932年（昭和7年）2月10日任法制审议会副总裁兼商法改正委员会委员长。同年9月24日任文官高等分限委员会预备委员。1935年（昭和10年）10月8日任王公族审议会审议官。同年10月18日任教学刷新评议会委员。1936年（昭和11年）3月28日——1938年（昭和13年）2月3日任文官高等惩戒委员长，充行政裁判所长官评定官、惩戒裁判所裁判长。同年4月8日补会计检查官裁判所长官。1937年（昭和12年）5月26日任文教审议会委员。1937年（昭和12年）7月27日——1940年（昭和15年）8月7日任法规整备委员会会长。1937年（昭和12年）12月10日任教育审议会委员。

1938年（昭和13年）2月3日——1940年（昭和15年）6月24日任枢密院副议长。1938年（昭和13年）2月16日补议定官，兼任教育审议会总裁（至1940年（昭和15年）7月15日）。1938年（昭和13年）2月23日——1940年（昭和15年）3月30日兼任宗教制度调查委员会会长。1939年（昭和14年）12月6日——1940年（昭和15年）8月7日兼任家事审判制度调查委员会会长。1940年（昭和15年）6月24日——1944年（昭和19年）8月7日任枢密院议长。1940年（昭和15年）7月1日兼任王公族审议会总裁。同年7月12日补议定官。

政治·战争决策

1939年（昭和14年）1月5日第1次近卫内阁总辞职后，枢密院议长平沼骐一郎接受组阁大命，原首相近卫文麿公爵就任后任的枢密院议长。1940年（昭和15年）6月24日，近卫公爵发起新体制运动，并退出枢府，副议长原嘉道就此升任枢府议长（枢相），此后作为重臣参加了1941年7月奏荐近卫文麿（第3次组阁）、1941年10月奏荐东条英机、1944年7月奏荐小矶国昭为总理大臣的重臣会议。1940年（昭和15年）9月就第2次近卫内阁缔结的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在枢密院审议的时候，他对参加轴心国表示反对，并批判外务大臣松冈洋右。1941年（昭和16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后，在7月2日的御前会议上，倡导“北进论”的原氏又与松冈外相一起主张对苏开战，反对“南进”。原在发言中说道：“德苏开战对日本来说，确实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想诸位对这点也不会持异议。由于苏联在世界上散布共产主义，早晚有一天非打败它不可，由于这一点，我不希望在对苏作战期间与英美开战。关于进驻南部法属印度支那问题，日本如果动手打法属印度支那的话，美国会不会参战呢？这一点，我想仔细请教请教。”

1941年（昭和16年）9月6日的御前会议，审议军部制作的《帝国国策施行要领》，枢密院议长原嘉道举起该草案文本说：“我想问问，到底是以外交交涉为主，还是以战争准备为主”，“这份要领似乎意味着以战争为主，外交为辅。但能否把它解释为，我们将尽力开展外交，只有在没有别的法子可想时才进行战争？”昭和天皇听完原枢相的发言，戏剧性地从口袋里取出一张纸条，吟诵了他的祖父明治天皇于40年前在对俄开战前夕所写的一首含意不明的和歌：四海之内，本皆弟兄。 胡为扰攘，致此汹汹（中文：苍苍四海，莫非同胞。茫茫人间，相争何为）。天皇继续说：“朕定下规矩，要不时朗诵这首诗，以提醒朕牢记明治大帝对和平的热爱之精神。你们对此有何体会？”事态表明，裕仁以日本特有的“腹艺”方式说出了日本要与美国开战的决策。

1941年（昭和16年）12月1日，首相东条英机在回答枢密院原嘉道议长提出的有关谈判的质询时说，“美国在答复时用的是‘华丽的辞藻’，美国没作一点儿让步， 只是向日本提出强硬要求”。原嘉道询问美国对方案甲和方案乙会有何反应。外相东乡茂德答：“方案甲不能很快见效，恐怕连方案乙也不解决问题，谈判时间只剩下两个星期了。因此，我认为成功的机会极小，大概只有10%的希望。

原嘉道又与内大臣木户幸一通过联络冈田启介、米内光政等重臣，努力采取措施避免日美战争，但终究徒劳无功。1941年（昭和16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

死亡

在战争时期，由于东条内阁的权力集中，枢密院丧失了原来的权限。1944年（昭和19年）8月7日，原嘉道在枢密院的议长的任内死去，享年77岁，葬于东京都多磨灵园。死后被特旨列入华族，依功勋追赠男爵爵位，其子原宽袭爵。战后，华族制度被废止，而这也是日本最后一次封爵，原嘉道因此成为日本最后的华族。著有回忆录《律师生活的回顾》。

明治24年（1891年）12月11日-从七位。

明治25年（1892年）4月18日-正七位。

大正8年（1919年）9月29日-金杯一个。

昭和2年（1927年）4月16日-勋三等瑞宝章。

昭和2年（1927年）5月2日-正四位。

昭和2年（1927年）12月15日-从三位。

昭和3年（1928年）1月20日-勋二等瑞宝章。

昭和3年（1928年）4月21日-金杯一组。

昭和5年（1930年）12月5日-帝都复兴纪念章。

昭和8年（1933年）6月15日-正三位。

昭和9年（1934年）3月1日-建国功劳章（伪满洲国）。

昭和9年（1934年）4月29日-金杯一组。

昭和10年（1935年）6月11日-勋一等瑞宝章。

昭和13年（1938年）7月1日-从二位。

昭和13年（1938年）7月9日-勋一位柱国章（伪满洲国）。

昭和13年（1938年）9月4日-勋一等旭日大绶章。

昭和15年（1940年）4月29日-银杯一组。

昭和15年（1940年）8月15日-皇纪纪元二千六百年祝典纪念章。

昭和17年（1942年）5月5日-银杯一组。

昭和18年（1943年）7月15日-正二位。

昭和18年（1943年）7月23日-建国神庙创建纪念章（伪满洲国）。

昭和19年（1944年）8月7日-男爵、勋一等旭日桐花大绶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