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12-21 15:28
1846年冬，香港马礼逊学堂美籍校长布朗博士因病回国调养，随行携广东学生容闳、黄胜、黄宽3 人前往美国留学，开中国近代留美教育，以及近代所有留学教育之先河。留美教育分为幼童留美、清末留美、庚款留美三个阶段。 幼童留美：容闳等人抵美后，被送入马萨诸塞州的孟松学校学习。1848年秋，黄胜因病回国。次年，布朗先生提供的两年学习经费期满，黄宽转赴英国学医，容闳则得到美国乔治亚州萨伐那妇女会资助，考取耶鲁大学，经过4年寒窗苦读，1854年他以优异成绩从耶鲁大学毕业，成为“第一个中国留学生毕业于美国大学者。”1855年，容闳抱着“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文明富强之境”的志愿，回到祖国，拟定了招收少年儿童赴美留学的计划。1870年，经江苏巡抚丁日昌引见，容闳结识了清廷重臣曾国藩，并乘机进言留学计划，得曾氏赞同。旋由曾国藩、李鸿章等联名上奏“选派幼童赴美办理章程”。章程规定：暂定留学名额为120名，分4批，每批30人，按年分送出洋；学生为12至15岁、家世清白、身体健康之孩童，经考试合格后，先入预备学校，肄习中西文字，至少1年方可派赴美国留学；且出洋之先，学生之父兄须签名于志愿书；至于学生留学经费及服装，皆由政府出资供给；每批学生放洋时，并派一汉文教习随同偕往。该计划得到清廷批准。1872年，清廷降旨，决定在上海设立“幼童出洋肄业局”，在美国设立中国留学生事务所，任命陈兰彬和容闳为正、副监督。
由于中国长期封关锁国，风气未开，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仍以考科举、入仕途为正途，对于进洋校、学西学都嗤之以鼻；且不少人认为美国是极荒凉野蛮的地方，视出国留学为畏途。因之，第一批30人在上海招考时，未满定额，容闳不得已亲赴香港，在英政府所设的学校中，遴选数人，才得以补足。1872年8月11日，经过学习准备的30名留美学生，由监督陈兰彬率领，从上海启航出洋。在此后3年中，清政府又先后遣送了90名幼童赴美留学。此即为清末幼童留美，也是中国首次有组织的留学活动的由来。
幼童留美后，分散寄居于美国家庭中，入小学念书，并逐级升学。身处异国的幼童们虽还留长辫，穿长袍，但不久就受外在环境影响，迅速地美国化了。消息传回国内，顽固守旧分子惊恐不已，对其群起而攻，纷纷要求清政府撤回幼童。1881年6月8日，清廷下令在美国康州哈德福城的幼童出洋肄业局全体师生尽速撤退返华，幼童留美遂告结束。自1872年至1881年，百余名幼童中在美国时间最长的9年，最短的仅6年。当他们撤回时，只有詹天佑、欧阳赓2人大学毕业，其余60余人尚在大专院校就读，另一些人还是中小学生。但即使如此，这些幼童中还是成就了众多成绩突出的名家学者。如詹天佑、唐绍仪等
清末留美：幼童留美结束后的二十几年间，中国还有少量学生赴美留学。但因为清政府的限制和中美关系变化，这一阶段留美学生人数较少，以自费为主，大多随同美国传教士前往。如颜惠庆、孔祥熙等。进入20世纪后，一些地方开始选派官费留美学生，如1901年，北洋大臣袁世凯选派王宠惠、陆耀廷等8人留美。在1900至1907年的8年里，官费留美学生计达100余人。
庚款留美：1900年（庚子年），发生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战争。次年，清政府与八国列强签定《辛丑条约》，被迫对各国偿付巨额赔款（庚子赔款）。此时，中国留学之风渐盛，掀起留学日本的高潮。美国对此大受刺激，觉察到争取“这一代的青年中国人”，将是能否控制20世纪中国发展的关键所在。因此，在1908年决定退还中国庚子赔款的剩余部分，用于吸收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后来，英法等国竞相效尤。这就是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影响极大的庚款留学运动，各国之中以留美为主。
对美国的倡议，清政府欣然接受。1909年5月，清廷成立游美学务处，并于当年7月20、21日举行第一次庚款留美考试，考题难度甚大，筛选较为严格。1910、1911年又举行了两次庚款留美考试，考试要求较第一次更为严格。在举行庚款考试的同时，国内留美预备学校也在积极筹备之中。1909年10月，清政府在北京西郊清华园设立“游美肄业馆”。次年，改名为“清华学堂”。1911年4月29日，清华学堂作为留美学生预备学校正式开学。1912年5月，改名为清华学校。1925年，正式改办大学，停止招收留美预备学生。
民国时期，庚款留美计划照旧执行。另外，自费留美、教会资助留美的学生数也显著增长。民国初年，中国掀起了第一轮留美热潮，至20年代后才有所减弱。据统计，1927年的中国留美学生数为2500人，1929年下降到1279人。1933年起才略有回升。1935年在美国大专以上院校注册的中国留学生有1443人，1936年增至1580人，1937年为1733人。抗战时期以及战后，中国留美学生人数虽大大减少，但也列中国留学生的首位。
1849年，黄宽由美国转赴苏格兰爱丁堡大学学医，成为中国近代留欧第一人。清末中国人留学欧洲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类是自费，如王韬、伍廷芳等人。他们主要是得到教会的资助，在传教士的引荐下进入欧洲大学。归国后，他们都成为国内变法图强的先驱者。另一类是官费。1871年，曾国藩准备派遣幼童留美后，正致力于洋务运动的沈葆桢、李鸿章等官员就考虑派员赴欧洲学习。1875年3月，受沈葆桢派遣的刘步蟾、魏瀚等福州船政学堂学员赴欧洲留学。至1897年，清政府先后四次派员赴欧。其中，第一、二批完成了学业，第三、四批皆因经费困难而中辍。这些留欧学生回国后，成了中国近代海军建设的中坚力量，如邓世昌、林泰曾、萨镇冰、严复等。清政府以他们为骨干，先后建立了福建水师、北洋海军、南洋海军和粤洋海军（又称广东海军）4支海军力量。 20世纪初，清政府朝廷及各省地方发起官费选员留欧的新高潮，使得留学国别几乎遍及全欧，包括英、法、德、比、俄、奥等国。选送机关中央有学部、商部、邮传部、陆军部和京师译学馆等处；地方有江苏、浙江、直隶、湖北、广东、湖南、四川、山西、新疆等各省。选送人数多少不一，少则二三人，多则数十人，上百人。留学生中大有成就者如翁文灏、吴稚晖、蔡元培、厉麟似、李石曾、张静江等。曾国藩的孙女曾宝荪也于1912年留学英国，成为我国第一位赴英国的女留学生。
民国时期，欧洲各国效仿美国的庚款留学计划开始实施，民国政府向英法等国派遣了部分留学生。民国时期，赴欧洲留学的一大特点是赴法勤工俭学。1912年春，吴稚晖、蔡元培、吴玉章等人在北京成立了留法俭学会，宣称法国科学文化发达，学杂费用低廉，号召青年赴法勤工俭学。1912年11月，第一批勤工俭学学生经西伯利亚前往法国，后来大批学生源源而至，一浪高过一浪。1919-1920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有1600人到达法国勤工俭学。这支队伍十分庞杂，从年龄看，最大的已年过半百，最小的才11岁；从学历看，多数是中学生，另外既有大学生，也有小学生；从职业看，有学校教职员、工厂技术人员、新闻记者、医生、律师、中下级军官、行政人员、银行职员、小商业者等，几乎各行各业都有。此外，还有20多名女学生，冲破封建礼教投入了留法勤工俭学的行列。李石曾、吴稚晖等人为了组织好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于1921年10月，利用法国里昂的一座旧兵营，开办了一所里昂中法大学。学校直办至1950年才最终关闭，成效并不大。但这所大学是我国在海外设立的第一所大学，在近代教育史上仍然有着独特的地位。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逐渐减弱。周恩来、邓小平、蔡和森、聂荣臻等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都是这些学生当中的一员，都在这场留学运动中找到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近代留德教育发轫于19世纪70年代，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达到高潮。留德学人多，成就突出。这一时期留德教育具有学科专业集中、学历层次较高、留学生组织活跃等特点。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留德热潮，对中国社会政治、科学、教育、文化、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留德学人英才辈出，涌现出周恩来、朱德、朱家骅、蒋百里、王淦昌、陈省身、厉麟似、季羡林、冯至、陈寅恪等一批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教育家、语言学家、文学家和历史学家等。国内一些大学汇聚不少留德人才，形成了独特的办学风格和治学传统，以蔡元培、马君武、顾孟余、张君劢等人为代表，留德学者促进了民国时期高等教育与思想文化的变革和发展。
在1896-1945年的50年间，中国赴日留学生数以万计，其盛况不仅在中国留学史上是空前的，也是“到此时为止的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学生出洋运动。”在时间上，中国人留学日本比留学欧美晚了数十年，但在人数上，近代中国留日人数超过了留学欧美各国人数的总和。综观半个世纪的留日运动，根据其自身的发展演变，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896-1911年为第一阶段；1912-1937年为第二阶段；1937-1945年为第三阶段。 1896-1911年的第一阶段：1896年，清朝驻日公使带赴日本学习的13名使馆学生为中国学生留日之始。1898年起，各省受甲午中日战争失败的刺激开始派遣留日学生。1901年清末新政开始后，掀起了官费、私费留日的高潮。当时的留学地域，英美德法俄各国皆有，但东渡日本者占90%以上。究其原因，正如张之洞当年所列举的：第一，路近，容易前往；第二，费省，可以多派；第三，文字相近，容易通晓；第四，情势、风俗相似，便于仿行；第五，西学繁琐，凡其中不切要者，日本人已经删节而酌改。至1906年，清政府颁布留学新规定，限制留日学生资格后，留日热开始降温。由于日本本身现代化水平不高，留日学生数又太多，质量因而难以保证。留日学生与留学欧美者相比，学术水平显然不足。时人乃戏称留学欧美为“镀金”，留学日本为“镀银”，并有“西洋一等，东洋二等，国内三等”之说。留日学生学术水平虽然不高，但学政法、军事的极多，为后来的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预备了大量人才，如黄兴、章太炎、鲁迅等。
1912-1937年的第二阶段：民国时期，留日运动有一个最显著的特征是人数时涨时落，起伏无常。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个时期中日关系风云变幻。总体上看，这一时期中国留日学生的人数逐渐减少，晚清时的高潮已不复存在。
1937-1945年的第三阶段：抗战时的留日教育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伪满留日教育，二是汪伪留日教育。这一时期，两处伪政权每年派遣留日的学生共约1000人。加上少量的自费生，抗战时期，中国公、自费生留学日本的在8000人左右（台湾省除外）。这一时期留日学生有两大特点：第一，程次较高。80%以上在日本专科以上学校就读，高于战前的中国留学生。第二，自清末至战前，留日学生普遍偏重文科。抗战时期的留日学生一反传统，学习理工农医的比例大增，其中尤以学医、学农者最多。这些学生并没有都如日本帝国主义和汪伪等伪政权所期望的那样，沦为孝忠日本帝国主义的汉奸。许多学生依然坚持了民族气节，以自己学得的科学技术报效祖国。
热爱祖国，报效祖国，这也正是整个中国近代留学史的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