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8月，苏秉琦在北京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为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师生做学术报告，首次正式提出了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

1978年起，苏秉琦为考古所学术委员会委员。1979年当选为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1979年，苏秉琦出席了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会上他正式公开介绍了六个考古文化区的概念构想。

1981年，苏秉琦将中国人口密集地区在万年以内划分为相对稳定的六大文化区系：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以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以环洞庭湖、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和以环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六大区古文化各有渊源、特征和发展道路，区内和区间大致同步演变又相互影响，指出这是夏商周三代文化以及春秋战国时期晋、楚、秦、齐、燕、吴越、巴蜀诸文化，从史前时期就已形成的文化渊源和传统，从而为秦汉统一大帝国的出现准备了条件。

1983年，苏秉琦为北京大学考古系学术委员会委员，同年被任命为文化部国家文物委员会委员。

1984年8月，苏秉琦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举办的“内蒙古西部地区原始文化座谈会”上做了题为《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考古工作的新进展》的汇报，报告的部分内容是对区系类型理论进行的深入阐释。针对中原地区的文化，他提出了“五个纵剖面”“三个横剖面”“两个界标”和“三个层次”，其中部分内容涉及甘肃东部：秦安大地湾遗址是第五个纵剖面，秦安大地湾下层属于第一个横剖面的西端，天水、宝鸡间的陇山东西属于两个界标之一，陇山西属于“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陇山东属于中原地区。

1985年，兴城座谈会上，苏秉琦在解决当时辽西考古工作的重点问题上，提出“古文化古城古国”的理论，并将其概括为三个时期和两个中间期。1985年11月，苏秉琦在山西侯马举行的晋文化讨论会上作题为《晋文化问题》的学术报告。

1986年，苏秉琦发表《中华文明的新曙光》，对中华文明起源理论的研究又有了新的突破，提出了文化史和文明史两个概念，其中文化史可以追溯到长达100多万年前的原始文化，而文明史则是社会具有较高文化水平和较高发展阶段的历史。过去认为中国只有商周以后的4000年文明史，但东山嘴祭坛遗址和牛河梁坛、庙、冢遗址的发现，表明当时就已经产生了较高级的社会组织形式，把中华文明史扩展到5000年。1986年8月4日，苏秉琦在兰州召开的“大地湾考古座谈会”上明确指出，甘肃东部泾渭流域自成体系，以兰州为中心的洮河流域属于另一区系，但是，它们都属于“中国北方考古”这一大的范畴，是“大北方”的西部。不仅如此，他还提出了“大北方地区考古”的设想。在苏秉琦眼中，大北方不仅包括了半个中国，而且连接亚欧大陆，因此，他呼吁，“大北方考古”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1991年，苏秉琦以区系类型学说为基础，以考古学文化演变为据，连续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中国早期文明起源的重头文章，认为早期中国各地的几大区系都各自走过了从农业村落到古国方国的演化进程，成为秦统一之前几大国的地方文化传统基础，并以古文化-古城-古国、古国-方国-帝国概括从早期文化到文明国家的演进道路，最终完成了对司马迁以来三皇五帝夏商周的万世一系的古史体系的颠覆与重建，获得了很大的社会影响；接着，他的第一本文集《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经过近十年的社会检阅获得了国家图书大奖，同时他的第二本个人文集《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在学生的推动下得以出版。

1992年5月2日，苏秉琦在为中国历史博物馆（今国家博物馆）建馆八十周年与新的通史陈列撰写题词时，更精炼地概括了他对中国历史基本框架的最新构思：“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他还特别在后面的注解道：“这是我国的基本国情。”

1994年，苏秉琦着手对自己一生进行总结，撰写了《六十年圆一梦》一文，并加紧准备他定位为此生最后一本书、试图以通俗的方式将一生所知告诉大众的《中国文明起源探源》并在1997年他去世时得以出版。

1997年6月30日1时30分，苏秉琦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病逝，享年88岁。

苏秉琦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起在陕西省的渭河流域从事田野调查，并参加了宝鸡斗鸡台墓地的发掘。在他所著的《斗鸡台沟东区墓葬》（1948年）报告中，就周秦文化的面貌进行了分析，并且提出了先周、先秦文化的问题。

1950年，参加了河南辉县战国墓的发掘和《辉县发掘报告》的编写工作。

1954年主持了洛阳中州路（西工段）沿线的发掘工作，对认识洛阳地区的仰韶文化和商殷、两周、汉唐各时期的物质文化面貌及其发展的阶段性，是一项基础性的、有意义的工作。在《洛阳中州路（西工段）》（1959）报告的结语中，他运用地层学和类型学，对仰韶文化和商、周、汉、唐几种不同文化遗存的分期和性质进行了理论性探索。其中对东周墓葬的分期研究，为建立中原地区东周墓葬的断代标尺奠定了基础。

1957—1960年间，先后主持了河北省邯郸市涧沟和龟台龙山-商周遗址、陕西华县泉护村遗址和元君庙墓地以及洛阳王湾遗址的发掘，这些工作对揭示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面貌及其类型划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①建国之前

苏秉琦是探索考古类型学的先驱，是促进中国考古类型学成熟和发展的关键人物，考古类型学的集大成者。考古类型学，又称考古标型学或考古形态学，是通过比较遗物、遗迹的外部特征，对遗物和遗迹进行分类和排序，实现对考古学文化的分类，为复原古代历史提供有序的实物资料。概括起来讲，“类型学是通过对遗存形态的排比，以确定遗存时间和空间关系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苏秉琦的考古类型学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宝鸡斗鸡台遗址的发掘。在这里，苏秉琦采用了与李济不同的类型学表述方式，“以阿拉伯数字（1、2、3）代表形制项目，以大写字母（A、B、C）代表分类，以小写字母（a、b、c）为代表分组”。实际上，“形制”大体相当于现在的“型”，“分类”相当于现在的“亚型”，“分组”则相当于“式”。

在器物方面，苏秉琦选择墓葬中所出陶鬲作为典型器物，其原因有以下几点：1.鬲的形制尤其特异，在西方似乎从来没有发现过与它类似的器物，所以它似乎确是中国文化的一种特别产物；2.在中国古文化中，它的存在又特别普遍和长久；3.它制作频繁，使用普遍，结构复杂，极有利于分类和谱系研究；4.它的出土层位明确，有数量可观的共存器物。按照前述的类型学方法，苏秉琦将陶鬲分为锥脚袋足鬲、铲脚袋足鬲、折足鬲和矮脚鬲四类，并将每一类分为a、b、c等演变的若干组。这实际是第一次系统地运用现已日益被广泛采用的将器物按其形态差别而划分为型、亚型和式别的分型分式法。

在墓葬方面，苏秉琦依墓形将墓葬分为南北竖穴、东西竖穴和洞室墓三类；依葬式分为南北仰身葬和东西屈肢葬，并对每类也做了与陶鬲相同的演变分组。这种方法与现在类型学中所使用的先分类、后排序的方法是基本一致的：将考古遗存放在一个明确的时空坐标体系内，以分类为横坐标、排序为纵坐标，纵横交织在一起，层次分明。这样看似庞杂的遗存便以有序的形式呈现出来，十分清晰明了，研究起来极为方便。

②建国之后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考古学在配合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中迅速开展起来。苏秉琦的考古类型学方法研究也在考古学实践中获得了发展。苏秉琦主持了著名的洛阳中州路（西工段）考古发掘和报告编写工作。

以中州路东周墓葬所出陶鼎的分类为例。墓葬“共出陶鼎123件，分属于111墓。根据形制变化分为10式：Ⅰ式、Ⅱ式、ⅢA式、ⅢB式、ⅣA式、ⅣB式、Ⅴ式、Ⅵ式、Ⅶ式、Ⅷ式……其中ⅢA式、ⅢB式形制大致相同，但ⅢB式腹部较浅，足部较高，盖上有半圆形钮饰”。此处的罗马数字所表示的“式”是现在的“型”，大写英文字母代表是则是现在所言的“式”。《中州路》器物分类原则是与《斗鸡台沟东区墓葬》一致的，只是型式的表述符号发生了变化，较之《斗鸡台》，这种类型学划分更为简单和便于阅读，也显得更加科学有效。此外，这本报告中的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便是运用随葬陶器组合关系对东周墓葬进行分期研究。通过260座东周墓的总体考察，苏秉琦发现了出现次数的随葬陶器组合：鬲、盆、罐，鼎、豆、罐，鼎、豆、壶，鼎、盒、壶四类。结合层位关系及陶器组合的变化，苏秉琦将260座东周墓葬划分为7期。这也标志类型学研究的着眼点从过去仅仅注意单类陶器研究发展为重视对陶器组合关系的探讨，这是苏秉琦考古类型学研究方法的又一次飞跃。

1965年，苏秉琦发表了《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一文，对当时讨论十分激烈的仰韶文化做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文中提出了怎样界定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的问题。苏秉琦认为具有一定文化特征的几种器物是判定文化及其类型的主要标准。苏秉琦这样定义，“文化特征是指特征明显、容易识别，而且型式变化序列完整的几种器物”。经分析，庙底沟类型文化特征是“植物花纹图案彩陶盆、鸟形花纹彩陶盆、双唇小口尖底瓶、曲腹钵、砂陶罐等器物”，而半坡类型文化特征则是“葫芦口尖底瓶和鱼纹彩陶盆等器物”。苏秉琦通过类型学的方法定义了半坡类型和仰韶类型，并在以后的考古学文化研究中形成了一种模式。这篇文章找到了一条通过考古类型学来界定和研究考古学文化的新路径。尽管苏秉琦之前也有通过考古类型学对考古学文化分期的探讨，但是《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一文则扩大了考古类型学解决问题的范围，如判定考古学文化的性质、划分文化类型、进行文化分期、探索渊源与流向、分布与分区、研究社会发展阶段等，使考古类型最终走出了器物类型学的狭小天地，走入了更广阔的空间。

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理论是苏秉琦运用考古类型学方法的巅峰。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是中国考古学特别是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一项基本任务，“选择若干处典型遗址进行科学的发掘，以获取可资分析的典型材料。然后，在准确划分文化类型的基础上，在较大的区域内以其文化内涵的异同归纳为若干文化系统。这里，区是块块，系是条条，类型则是分支。”通过对全国考古学文化谱系的研究，苏秉琦将其划分为六大区域：陕豫晋临境地区、山东及邻省一部分、湖北和邻近地区、长江下游地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区系类型理论是对20世纪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与研究的科学的和系统的总结，是考古类型学在中国考古学具体应用中的升华，是国外考古学理论方法与中国考古学实践相结合，并产生本土化考古学理论的典型。

从考古学角度研究中国古史，是苏秉琦晚年学术研究的主要奋斗目标，但明确提出考古学研究要直接面对中国古史，则是在他论述了重建中国史前史之后，在中国考古学会第八次年会闭幕式上的讲话中指明的，而表明他重建中国古史框架的具体探索及获得重要进展的，则是《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一文。

该文首先论述了苏秉琦探索如何从考古学角度研究中国古史所走过的道路。即：20世纪50、60年代通过对仰韶文化的研究，解悟到研究“由氏族到国家”的方法；20世纪70、80年代运用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剖析全国六个大区的考古学文化的渊源、特征与发展道路的差异，探索把十亿中国人民凝聚到一起的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围绕中国文明起源问题来解开中国超百万年以来形成的、长期起积极作用的文化传统，是如何从星星之火成为燎原之势，从涓涓细流汇成长江大河的千古之迹。然后着重阐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他重建中国古史的框架、脉络，形成的中国国家起源发展阶段的“三部曲”的观点，并希望研究世界史的学者，以这个中国古史框架与脉络，即三部曲来研究世界古代史。所以，他说：“重建中国古史，是考古学科发展的转折点，是中国历史研究的转折点，甚至也是世界史研究的转折点。”文中还论述了中国文化传统中那些长期起积极作用的文化因素，中国文明、中华民族的精神与气魄。如精于技艺、善于思考，兼容性和凝聚力，方块字体体现的长于形象思维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及其生命力，玉器的社会功能及其所体现的中国传统的价值标准和道德观念，等等。并阐述了如何从世界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古史和中国古史对研究世界史的意义。

苏秉琦在《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一文中形成的最重要的学术思想，是构建中国古史的框架、脉络，提出了中国国家起源发展阶段的三部曲和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与发展的宏观认识。苏秉琦提出的国家起源发展阶段的三部曲，即“古国一方国一帝国”三个发展过程，他同时还将“古文化古城古国”概念作为从氏族到国家所经历过的发展道路。于是，他从考古学上提出了“古文化、古城、古国、方国、帝国”这样一个有规律的社会历史发展框架。

①“上万年的文明启步”理论

“上万年的文明启步”思想最早是苏秉琦在1991年8月谈《文明发端玉龙故乡——谈查海遗址》时表达的，如“查海遗址出土的十多件玉器，都是真玉，说明对玉的认识鉴别已有相当高的水平，玉的加工是高级加工，使用超越了作为工具和装饰品，而赋予社会意义，除一件玉锛以外，块、匕都是特殊用品，成套，而且集中出土。查海玉器已解决了三个问题，一是对玉材的认识，二是对玉的专业化加工，三是对玉的专用。社会分工导致社会分化，所以是文明起步。”苏秉琦在这里是通过对玉器的出现来考察文明起步的。至1992年9月间论述《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一文中明确提出“上万年的文明启步”概念时，根据新公布的资料，将农业的出现作为上万年文明启步的依据，此时的“上万年的文明启步”的思想是针对农业的出现而言的。如“农业的出现就是文明的根，文明的起源。这一起源可以追溯到一万年前到（一万）两千年前。证据是河北徐水南庄头发现了自一万年前至（一万）两千年前的连续的文化堆积，并测出了可信的连续的碳14年代数据。在一万年前的遗存中已显现出石器的专业分化。这时期其他遗址（如虎头梁）的尖状器具备了多种安柄的形式，甚至连类似‘曲内’、‘直内’的石器也出现了。它们与后来‘勾兵’、‘刺兵’、铲、锄之类的金属武器、工具应具有源流关系。说明一万年前人们已掌握了对付自然的新型工具和新的技术，文明已经启步。”

苏秉琦将农业的出现、新型石工具的产生作为“上万年的文明启步”的思想，在1994年1月写《国家起源与民族文化传统（提纲）》时，即他的学术体系最终形成之际，又作了重新阐述。如他在该文中谈民族文化传统问题时概括了三项内容，其中第二项是上万年的文明启步。“‘国家大事唯祀与戎’，兵器、礼器是它们的物化标志，玉器是决不亚于青铜器的礼器。八千年前的玉器已发现多处，它们的原始应不下万年，它们的形制，有的直接延续到商周。”苏秉琦在此时是将玉器作为礼器来看待，并推测玉器起源于距今一万年左右。所以，他又坚持了原来的看法，将玉器的出现作为“上万年的文明启步”。

这种认识上的反复，可能与他坚持认为辽河流域的社会发展比海河流域的早一个节拍、海河流域又比中原地区早一个节拍的思想有关。因为发现距今万年以前文化遗存的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的地理位置位于海河流域。

②“由氏族向国家进化的转折”问题

苏秉琦对“由氏族向国家发展转折”的认识，是在开展重建中国史前史中提出来的，并伴随着他的学术体系的形成，对“上万年的文明启步”认识的变化，对其认识也有变化。其最初的认识是在1991年4-5月间论述《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一文中谈从氏族社会到国家出现的历史时提出的。如“半坡、姜寨聚落可以说已达到了氏族制度发展的顶点。也正是在半坡、姜寨所处的时代发生了氏族社会的转折，即由繁荣的顶点走向衰落、解体的转折”，他还从聚落形态与埋葬制度的变化、尖底瓶应是一种祭器或礼器、彩陶无疑是社会分工的产物等角度进行了论证。

苏秉琦的这一认识，显然与1986年、1987年探索中华文明火花爆发形式的研究成果有关。而至1992年9月论述《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时，明确说明距今6000年是从氏族向国家发展的转折点。如在该文中论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仰韶文化研究时指出：“之所以特别看重距今6000年这个界标，因为它是该区从氏族向国家发展的转折点。这并不是说距今6000年前已出现了国家，而是说氏族社会发展到鼎盛，由此转而衰落，文明因素出现，开始了文明、国家起源的新历程。距今6000年，社会生产技术有许多突破，社会一旦出现了真正的大分工，随着就会有大分化，人有了文、野、贵、贱之分。酉瓶和绘有动、植物纹样的彩陶并不是日常使用的汲水罐、盛饭盆之类，而是适应专业神职人员出现的宗教上的特需、特供。再从聚落形态上看，姜寨所揭露的那个聚落平面是属于距今6000年前的。”

苏秉琦在此时明确提出了距今6000年是从氏族向国家发展的转折点，而在该文中论述国家起源与发展阶段三部曲时，将农业的出现、新型工具的产生作为“上万年的文明启步”的前提下，又提出辽西地区从氏族向国家发展的转折点是在距今七八千年。如他指出：“七八千年前的阜新查海和赤峰地区兴隆洼的原始文化所反映的社会发展已到了由氏族向国家进化的转折点，特别是查海、兴隆洼都发现了选用真玉精制玉器，它绝非氏族成员人人可以佩戴的一般饰物。正是在这一时代，玉被赋予社会意义，被人格化了。”

苏秉琦将辽西地区由氏族向国家发展的转折点的时间定在距今七八千年，比中原地区的转折点早一二千年，也是出于他坚持认为辽河流域的社会发展比中原地区的早的思想有关。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对辽西红山文化后期的社会性质也就形成了新的认识。

③红山文化后期的社会性质

苏秉琦对红山文化后期以“坛、庙、冢”等遗存为代表的文化遗存性质的认识，自1983年7月以来，有过多次提升。其中，在1985年10月7日论述《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一文中认为，它“是中国早到五千年前的、反映原始公社氏族部落制发展已达到产生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形式”；在1986年7月前后写定的《谈“晋文化”考古》一文中认为，它“是燕山北侧史前‘北方古文化’发展到最高水平的标志（‘火花’）”；在1986年8月18日谈《中华文明的新曙光》一文中，在1985年10月的认识基础之上，又多了一句“这一发现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在1986年10月5日论述《文化与文明》一文中，将它作为一种中华文明的火花；在1991年四五月间论述《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一文中仅提到：“8000年前阜新查海玉器以及其后红山文化‘坛、庙、冢’的发现，是辽河流域前导地位最有力的证明。”至1992年9月论述《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一文中，围绕他对建立中国古史框架的阐述，将红山文化“坛、庙、冢”等遗存的文化性质确定为早期城邦式原始国家，即古国。如他在该文中论述“古国——方国——帝国”三部曲时指出：燕山南北地带“五六千年间的红山文化，特别是在它的后期，社会发展上出现飞跃。证据是凌源、建平、喀左三县交界地带的坛、庙、冢和成批成套的玉质礼器，特别是那座直径60米、高7—8米，顶部有冶铜坩锅残片的‘金字塔’，以及三县交界处在方圆数十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只有宗教祭祀遗址而缺乏居住遗址的情况，以及赤峰小河西发现的一平方华里的‘城址’等，都表明，不论当时有无‘城圈’，社会确已进入了早期城邦式原始国家的阶段”。这是苏秉琦首次将红山文化后期以“坛、庙、冢”等遗存为代表的文化遗存作为古国来认识。

苏秉琦对红山文化后期社会性质认识的多次提升，最初是与他提出“中华五千年文明曙光”有关，而此时则是与他建立古史框架，即国家起源与发展阶段三部曲有关。

④陶寺文化的社会发展阶段

山西襄汾陶寺文化遗存是苏秉琦晚年学术研究的重要对象之一。对陶寺文化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是形成他学术体系的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苏秉琦晚年的许多学术活动大都是围绕陶寺文化遗存的研究而进行的。自1979年以来，他两次赴陶寺遗址考察，在近20篇论述中谈到陶寺文化遗存问题。并伴随着他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重建中国史前史和古史框架、形成学术体系的学术发展过程，他对陶寺文化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也有一个逐渐深化、提高的过程。

陶寺遗址，在正式发掘之前就引起了苏秉琦的关注，并在1979年春他考察陶寺遗址时，就遗址的分期、特征等问题，向发掘者做了重要提示，认为陶寺遗址不同一般。而他对陶寺文化遗存的正式论述，则是始于陶寺遗址第一阶段发掘获取重要成果之后的1985年3月6日，在“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闭幕式讲话中，提醒大家重视早于距今四千年前重要发现时谈到了陶寺。后于1985年11月7日他在侯马召开的“晋文化研究会”上谈《晋文化问题》时指出：“……从陶寺起，方进入‘晋文化’正文。它是独一无二的，是北方、中原两大文化区文化汇合点上相互撞击发生裂变形成的一颗新星。‘磬和鼓’的组合不是一般民乐器类，它们是摆在厅堂或更隆重场所，作为礼仪性质的设施，其他如朱绘龙纹盘、成套朱黑漆木器、刀俎等都如此。它们是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文化发展到较高水平的产物。它们是中原夏商周古典文化出现前的一个历史时期。”又于1985年11月14、15日他第二次考察了陶寺遗址之后，在侯马作关于陶寺文化特点、资料整理与报告编写、晋南考古课题的长篇报告时指出：“陶寺遗址的发现，为中国考古学增添了重要的一页。尽管暂时还没有挖到城，还没有发现城墙或大型夯土建筑基础，我仍然认为，这里就是一处古城。道理很简单：一般的村落遗址不会有那样的墓群，达不到那样高的水平。……特磬同鼍鼓是配套的，演奏时可以和声。不能视同一般的乐器，这是陈于庙堂之上的高级乐器，庄严的礼器。普通的村庄，怎么能有这样的重器。鼍鼓、特磬的出现，突出地表明了陶寺遗址的规格和水平。”他还于1986年7月前后写定的《谈“晋文化”考古》一文中指出：“陶寺遗址的文化特征因素明显区别于山西省境内同时期其他遗址，它所反映的社会发展水平是国内其他同时期遗址所难于比拟的。”

以上是苏秉琦在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之前对陶寺文化遗存社会发展阶段（水平）的认识，主要认为陶寺是一处古城遗址，社会发展到了较高阶段，文化发展到了较高水平，但没有给予定性。而通过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他对陶寺文化遗存的认识有了明显的加深。

苏秉琦认为文明只起源于中原的“中华大一统”观念是个“怪圈”，需要跳出来。中华文明并非一灯烛照，而是满天星斗。“区域类型理论”首次将中国境内的古文化划分成六个较大的区块。分别是：（一）以燕山南北为中心的“北方”；（二）晋陕豫为核心的“中原”；（三）山东半岛为中心的“东方”；（四）洞庭湖为中心的“西南方”；（五）太湖为中心的“东南方”；（六）九江到广州的“南方”。这个六大区域的格局，是他以《若干问题》打破“仰韶、龙山”两个区块后，进一步对以往体系的超越。多年来对良渚、屈家岭、石峡等史前文化的研究，最终使他自信地跃出传统上的“中原”区域，将中国文明的起源中心推向整个东亚范围。

郭大顺：每一个与苏秉琦接触过的人，都有会被他那富于远见的思维脉络和幽默又耐人寻味的比喻所吸引，所感染，并在实际工作中被一再证明，从而始终尊先生为引路人和指导者。

孙庆伟：新中国成立后，以上世纪90年代为界，在此之前中国考古学的主要任务是做文化谱系研究，即用考古材料构建中国古代文化，特别是史前文化的时空框架，这一阶段夏鼐先生是当之无愧的领袖。此后开始侧重历史和社会研究，强调透物见人，代表人物则是苏秉琦先生。

儿子：苏恺之

《斗鸡台沟东区墓葬》《瓦鬲的研究》《洛阳中州路》《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华人·中国人·龙的传人——考古寻根记》《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等。

2009年10月24日，在辽宁朝阳举行牛河梁考古遗址公园启动仪式暨纪念苏秉琦先生100周年诞辰。

2019年10月12日，“苏秉琦与中国考古学：反思与展望”学术研讨会开幕式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阳光厅举行。本次大会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联合主办。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邱水平，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严文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朱岩石，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名誉院长郭大顺，苏秉琦先生长子苏恺之以及一百余位国内外考古文博机构及高校代表出席了会议开幕式。本次会议以纪念北京大学考古学科创办人苏秉琦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为契机，旨在号召当今考古工作者与学生深入学习理解苏秉琦先生的学术思想，并以此为基础，探讨中国考古学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时代的核心使命与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