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同盟会员焦子静等人在西安开办“健本学堂”胡景翼听说后向父亲说明了想去西安上学的想法．取得父亲的支持，随后考入了西安健本学堂。这里任课的老师大都是同盟会员和进步人士。他们利用课堂，揭露清政府丧权辱国，腐败黑暗，宣传民主革命的道理。这些新鲜的思想，给了年轻的胡景翼以极大的激励。该校校长由王怪（伟斋），继由王颀（子端）担任，常任教员有常自新（铭卿）、陈同熙（会亭）、程孝先、范味腴、李天佐（襄初）、马骧（彦）等，兼职教员有宋元恺（向辰）、杨铭源（西堂）、景定成（梅九）、董雨麓等。不拘形式随时来校讲话者有井勿幕、任尹（师竹）、李异材（仲特）、李良材（桐轩）、井岳秀（崧生）、张奚若（耘）、严庄（敬斋）、邹子良（炎）、师守道（子敬）、焦子静等。经常向学生宣讲清王朝如何丧权辱国和所属贪官污吏如何的压榨剥削。并指出满清鞑虏，非我族类，因而对学生灌输了很多的民族意识和革命思想。其实当时满、汉族等级森严，学生感触深刻。比如满族人生下来就有俸禄可享，而汉族人只能受压迫、歧视。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的《革命军》及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等进步书报，秘密推荐给同盟会员及进步师生。由于有健本学堂作掩护，就招纳了许多知识分子和各地的革命党人。如井勿幕、吴聘儒（希真）等，很多革命同志，每由外地活动来省，即住在该校。而该校专职教职员和不断来校讲话的同志，也均教学其名，革命其实。即有时有些风声，以有学校作挡箭牌，幸均化险为夷，平安渡过。这里是宣传革命的重要场所，是同盟会活动的秘密据点，是培养革命人才的摇篮。

由同盟会会员常铭卿、景梅九、马彦等人在该校任教，井勿幕、李仲特、李桐轩、郭希仁等同盟会骨干人物亦常到该校讲演，哥老会首领张云山、万炳南等也到这里与同盟会员接头。胡景翼再也坐不住了。他组织同学演讲，慷慨激昂，大声疾呼:“列强环逼，清廷无能，堂堂中国就要被瓜分了，我们就要做亡国奴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岂能眼看着鞑虏的蹂躏，而甘作亡国奴吗?”他仿效陈胜、吴广“斩木为兵，揭竿为旗”，组织同学制作了20几支木枪，进行操练。

1910年3月，在井勿幕等人的介绍下，19岁的胡景翼加入了同盟会，以一位自觉的革命者，投入了民主革命的洪流。

1908年10月，渭北蒲城县发生反动政府迫害进步学生的“蒲案”，全省各地声援“蒲案”的学生运动此起彼伏，接连不断。1910年，学生运动进入高潮。省高等学堂、师范学堂、农业学堂等先后爆发声势浩大的罢课运动，胡景翼作为健本学堂的学生代表，来到各校慰问学生，结识了一批思想先进的学界领袖。其中有高等学堂的马彦肿、王嘉宾，师范学堂寇遐、陆军中学堂的王一山（亦山）、农业学堂的张养诚（义安）、王盈初。一系列的革命运动，不但同广大进步知识分子结成广泛同盟，也使胡景翼思想进步很大，在斗争中锻炼了自己，使他变得成熟，变得善于思考。

要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就要建立自己的武装，要在新军、哥老会中发展同盟，共同担负起反清任务。随后，根据同盟会领导人安排，做好联络“刀客”和“新军”的工作。渭北各县，是“刀客”们活动最频繁的地区。少年时代的胡景翼就崇拜“刀客”，崇拜他们侠肝义胆，疾恶如仇;崇拜他们杀富济贫，英勇无畏。胡景翼先后结识了富平乡党“黑瘠背”王守身、“胡老六”胡彦海、“马老二”马正德、“石冷耋”石象仪等―批有名的“切客”和“柴伙会”（帮会）头目田玉洁、田春耕等。这些人后来大都成为井勿幕和胡景翼所率义军的骨干。富平当时还有个哥老会头目叫向紫山，很有实力，手下哥弟众多，波及面很广。胡景翼想做向紫山的工作，但向被县衙关在监牢。胡景翼通过做工作，里应外合，救出了向紫山。出狱后，向紫山带领1000多人的队伍投入了革命。在做“刀客”和帮会工作的同时，得知陕西新军中，有大量的哥老会成员。胡景翼利用健本学堂练武场练习武术，赴新军营盘比武，喝茶等机会结识了新军中哥老会头目钱鼎（定三）、张云山、万炳南等，并发展众多新军成员加入同盟会。为了方便工作，胡景翼也参加了哥老会。

1910年7月9日(农历六月初三)，同盟会、哥老会和新军中的领导人在省城西安南郊大慈恩寺（大雁塔）举行结盟仪式。参加的人有井勿幕（文渊）、钱鼎（定三）、张窃（伯英）、胡景翼（笠僧）、邹子良（炎）、李仲三、张光奎（聚庭）、张云山（凤岗）、万炳南等三十余人。胡景翼以同盟会员和哥老会哥弟双重身份参加结盟仪式。大雁塔歃血结盟，标志着同盟会陕西分会和哥老会联盟的正式形成。这里面胡景翼的功劳是最大的，因为在当时的环境下，许多早期同盟会员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文化程度较高，深受学而优则仕的影响，认识不到刀客与哥老会、新军才是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坚力量，甚至于许多人不屑于与他们为伍。胡景翼的联络工作，恰恰弥补了这一短板。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炮声打响了，陕西革命党人深受鼓舞，他们连日召开会议，加紧起义的准备工作。十二天后的10月22日西安举行起义（又称陕西举义）。义军很快占领西安城，成立了“秦陇复汉军政府”，推举张凤翙为大统领，井勿幕为北路安抚招讨使。听到西安起义胜利的消息，受陕西同盟会委托，在渭北联络革命志士，组织各地武装力量，准备起义的胡景翼十分激动。他连夜率领队伍上了耀县（今耀州区）药王山，插起了“兴汉灭满，光复中华”的大旗。胡景翼率领义军挥师南下，一路势如破竹，攻克了耀县（今耀州区）、富平、三原等渭北重镇，成立了渭北起义军总部。年仅20的胡景翼被陕西军政府任命为秦陇复汉军第一标标统（团长），开始了自己戎马倥偬的军旅生涯。

西安光复后，陕西各县先后政权易手。但是，在革命浪潮的冲击下，摇摇欲坠的清政府惊慌失措。在向武汉进攻的同时，又慌忙命令赵倜从河南进攻陕西潼关，妄图占领西安。陕西西部，原陕甘总督升允纠集甘肃新军、民团，分两路向咸阳、宝鸡进攻，企图夹击围剿陕西的革命军。为迎击清军的多路进攻，陕西军政府一面派军进驻潼关，一面派军抵挡西来之敌。不料甘肃来敌凶猛，西线全线崩溃，西安告急。为了组织力量抗击，井勿幕派胡景翼率两营兵力，西进增援。胡景翼率军直取三水（旬邑）城，清军望风弃城向西南张洪方向而逃。胡景翼乘胜追击，包围了张洪，扼守要隘，多次打退了清军的轮番冲击，死死卡住退路，打得清军狼狈不堪，抱头鼠窜。三水县(今三水区)的胜利，扭转了西线的战局。充分显示了胡景翼这位初出茅庐的青年指挥官，运筹帷幄的军事指挥才能。

辛亥革命后，满清封建统治虽然被推翻，但是袁世凯轻而易举地窃取了革命的果实，登上了“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宝座。陕西大统领改为大都督，张凤翊也背叛革命，追随袁世凯，处处打击、排挤革命党人。井勿幕、郭希仁等众多辛亥革命骨干人物不得不解甲隐退，有的出走他乡，有的办学从事教育。政局出人意料地急剧变化、特别是井勿幕的退隐，使胡景翼心灰意冷。

1912年秋，胡景翼同原在农业学堂罢课结识的朋友张义安、冯毓东等东渡日本，进振武预备学堂学习军事。经于右任、井勿幕的介绍，胡景翼有幸进入孙中山先生在日本举办的“浩然庐学社”学习，见到了他仰慕已久的孙中山先生。这成了胡景翼革命生涯中又一个新的转折点。胡景翼对孙中山先生说:“来日我一定要打进北京城，请先生主持大计。”这誓言后来成为胡景翼将军终生的奋斗目标。

结束了几个月的“浩然庐学社”的学习生活，胡景翼准备回国。临别时，孙中山先生握着胡景翼的手，说:“你的家乡在陕西，陕西革命的大事就托给你了”。肩负着孙中山先生的重托，怀抱着伟大的革命理想，胡景翼踏上回国的征途。

胡景翼回国之时，正是袁世凯践踏共和，阴谋称帝之时。为了复辟的需要，袁世凯把他的部属和前清同僚委以重任，把持了国家的军政大权。同时又调兵遣将奔赴全国各地，夺取地方政权。陆建章就是袁世凯派往陕西的军政要员。陆建章一到陕西，大肆逮捕革命党人，迫害进步人士，残害人民群众，时人称之为“陆屠夫”。陕西革命处于低潮。

胡景翼经河北、山西回到陕西渭北，找到先期回国的张义安、冯毓东，又通过他们见到刘允丞、史可轩等人。

这时，在陕的老同盟会员、著名的革命党人郭希仁，隐居在华山脚下，以讲学为名，秘密从事革命活动。得到郭希仁的行踪，胡景翼立即约冯毓东等来到华山脚下，拜见郭希仁，向他传达孙中山先生对西北革命的关怀和指示，和他一起分析国内和陕西的形势，为了重建革命武装，胡景翼决定投靠陈树藩。胡景翼到渭北蒲城县见陈树藩。陈树藩只给了他一个差官长的闲差。经过种种努力，胡景翼终于取得了陈树藩的信任，当了备补连连长，不久又被提升为游击营营长，驻守富平。

阎相文进陕，以直系取代了皖系。对靖国军来说无异于前门驱狼，后门进虎。阎相文进陕，首先把敌对的矛头指向靖国军。到陕不久，阎相文就指使冯玉祥，诱杀了靖国军第一路军司令郭坚。这急功近利的鲁莽做法，激起了靖国军将士的愤怒和不满，受到上司吴佩孚的训斥。阎相文气急相加，服毒自尽。由冯玉祥接任了陕西督军。

冯玉祥上台后，和阎相文一样，并没有放弃消灭靖国军的企图。不过他汲取了阎相文的教训，采取了委婉的做法。他派人斡旋，试图收编靖国军，但没有结果。

吴佩孚坐镇洛阳，虎视眈眈。冯玉祥控制了西安、关中、陕南大部。坚守渭北的曹世英、高峻、胡景翼等只有两万人马，而且装备落后，粮饷不足。形势对靖国军十分不利，胡景翼等为靖国军的前途日夜焦虑。

刘允丞、绩桐溪向胡景翼提出，接受改编，暂且换旗，保存实力，东出潼关的建议，得到胡景翼的赞同。为了稳定局势，缓和冯、胡之间的矛盾，北洋政府派何遂来陕调解，决定将胡部改变为一个师，由胡任师长，直受吴佩孚节制。

1922年4月，直奉第一次战争爆发。吴佩孚命令冯玉祥移军河南。为东出潼关，谋求发展，胡景翼也决定率部进军中原。冯玉祥一到郑州，就遭到河南督军赵倜的两面夹攻，向胡景翼告急，要求增援。胡景翼不计前嫌，立即出击，解了郑州之围。郑州一战，改变了冯玉祥对胡景翼的敌对情绪。为以后的冯、胡联盟奠定了基础。

冯、胡虽然取得了郑州反击战的胜利，但没有得到吴佩孚的赏识，反而成了打击、排挤的对象。冯玉祥到河南任督军不到半年，就被吴佩孚调到北京南苑坐了冷板凳。胡景翼被任命为京汉铁路线的护路使，驻军顺德（河北邢台），负责正定到彰德（河南安阳）一段的护路任务。

1923年2月，京汉铁路爆发了“二七”大罢工。吴佩孚下令镇压工人，胡景翼拒绝执行吴佩孚的命令。对胡景翼的做法，吴佩孚大为不满，下令胡景翼南下，攻打北伐军。胡景翼以军备不齐，粮饷不足为借口，又一次拒绝了吴佩孚的命令。

曹锟贿选和吴佩孚的“武力统一”政策，激化了内外部的各种矛盾。在孙中山的支持下，胡景翼、孙岳、冯玉祥结为反直联盟。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明确地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革命目标。会后，孙中山派人向胡景翼传达了会议精神，指示他联合北方进步势力，发动反直系军阀的斗争。

1924年9月，“江浙战争”爆发，揭开了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序幕，胡景翼盼望的时机终于到来了。他立即和刘允丞、续桐溪，商定了一个倒曹灭吴的计划。

胡景翼分析了曹、吴的内部情况，选择其中实力最大，和吴佩孚矛盾最深的冯玉祥，作为联合的重点。胡景翼先请孙岳面见冯玉祥，然后又派李仲三再见冯玉祥。冯玉祥同意和胡景翼合作，确定了推翻曹锟，解决曹吴，赶溥仪出紫禁城的计划。大政方针已定，冯玉祥令胡景翼火速率部进京。胡、孙、冯反直三角联盟正式形成。

为了早日实现国家的和平统一，使人民免遭战乱的涂炭，孙中山冲破重重阻力，毅然决定北上，并发表了《北上宣言》。孙中山和夫人宋庆龄到上海，因交通受阻，改道日本到达天津。胡景翼在北京心急如焚，度日如年。这时的冯玉祥私心膨胀，置大局于不顾，把心思用在争夺地盘上。任命胡景翼为河南军务督办，孙岳为河南省省长，企图把胡、孙赶出京津，以利自己的发展。

与此同时，冯玉祥在天津举行了包括奉系张作霖、皖系卢永祥在内的三方会议。会议期间，屈于段祺瑞、张作霖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压力，冯玉祥采取了“高揖群公，急流勇退”的态度，拱手把北京政变的胜利成果，让给了段、张这两位军阀，以新的军阀独裁代替了旧的军阀独裁。

天津会议使胡景翼大失所望。摆在他面前的唯一出路，就是南下中原，积蓄力量，以图东山再起。跟军阀多年打交道的教训，教育了胡景翼，军阀们是靠不住的。于是，他把希望的目光投向了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的苏联。在屈武的引见下，胡景翼在苏联大使馆，见到了李大钊，并要求他南下指导工作。李大钊的接见，使胡景翼又一次柳暗花明，获得了“激流勇进”的信心。

胡景翼的国民二军，在击败了吴佩孚残部和憨玉琨的抵抗之后，经郑州，进驻开封。他遵照孙中山先生“除恶务尽”的指示，出兵豫西，追剿吴佩孚，围困鸡公山。吴佩孚走投无路，只好带领残部窜进湖北，溜进湖南，投靠了军阀赵恒惕。

段祺瑞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各地纷纷来电祝贺，为其歌功颂德，称其为“临时执政”。唯独胡景翼在来电中，称他“段大元帅”，并在电文中控诉、训诫军阀的罪恶，招来段祺瑞的极端不满。

河南地处中原，是京汉铁路和陇海铁路的交汇处。南下可控制长江中下游，北上可图京、津，控制华北，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因为孙岳不愿来河南，胡景翼又兼任了河南省省长。这一切为胡景翼实现自己的伟大抱负，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胡景翼在组建新政府时、采取了“豫人治豫”的方针，受到河南人民和各界人士的拥护和爱戴，迅速稳定了中原局势。新政权成立后，清乡剿匪，惩治腐败，发展交通，兴办教育，对河南的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的发展，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胡景翼也并没有忘记国民二军所处的险恶形势。他下令整顿队伍，加强军事训练，提高军事素质，时刻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大战。

胡景翼认为，对付反动军阀，必须贯彻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他邀请李大钊到河南，共商革命大计。为国共在河南的合作奠定了基础。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应胡景翼的邀请访问开封。不久，苏联又派遣西纳尼、魏金斯基等30多人到郑州担任国民二军的军事教练。同时，胡景翼又派党必刚、师哲等30多人到苏联基辅军事学院学习。苏联又无偿援助国民二军大批枪炮、弹药和新式武器，大大改善了部队的武器装备。

李大钊、王若飞先后派刘天章、潘自立、史可轩、邹钧等许多优秀共产党员、进步青年来国民二军工作，开展革命活动。在胡景翼的要求下，广州黄埔军校输送杜聿明、张耀明、马志超、王太玄等一大批优秀军事人才，到国民二军担任职务。徐向前、阎揆要也从黄埔军校来参加国民二军的工作。

许多国民党的高级干部和知名人士也相继到达开封，如于右任、李根源、刘允丞、张季鸾、焦子静、马彦·等直接参加国民二军的军务、政务、外务工作。日本友人、朝鲜革命志士也来开封访问。一时间，海纳百川，宾朋如云，河南开封成了革命者云集的地方，出现了“八方风雨会中州”的空前盛况。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与胡景翼、孙岳组成国民军，河南被划为国民军的势力范围，胡景翼以国民军第二军军长身份具领河南军务督办。然而，尽管脱离北洋军阀，倾向革命，但国民军以客军治豫，军纪很坏，进入河南后，各路败兵与土匪纷纷归其麾下，迅速膨胀，成为“匪来如梳、兵来如篦”的另一种荼毒百姓的祸殃。时年20岁，也是河南人，原籍距离禹县不足200里的中国口述历史的创始人郭廷以曾说过，河南兵匪一家，国民二军的胡景翼几乎全是土匪队伍。两个多月后，为收缴禹县警团枪械，国民军与地方武装发生冲突，胡部遂派重兵围城洗劫禹县，纵兵烧杀抢掠，酿成惨绝人寰、骇人听闻的禹县屠城大案，成为民国史上挥之不去的阴霾与耻辱。惨案发生后，豫省哗然，然胡景翼仅将该旅团长王祥生枪决，布告缉拿在逃的曹士英来草草结案，以安地方。惨案的直接凶手曹士英原系国民二军收编的直系残部，也有为国民军扬善弃恶的历史学者，故意把这次屠城的罪行算在了北洋军阀头上。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突然病逝。这时正是国民二军攻克洛阳，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候。噩耗传来，胡景翼悲痛欲绝，精神受到沉重的打击，右臂上的疗疮复发，病情急剧恶化。经医治无效，1925年4月10日，胡景翼将军在开封与世长辞，享年仅34岁。

陵园

胡景翼将军陵园，位于华山荣军烈士陵园东南角，南北长36米，东西宽15.5米，面积约558平方米，是华阴市重要的爱国主义宣传教育基地，列入第七批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胡公祠

胡公祠位于郑州市铭功路北段人民公园内，落成于1925年10月10日，是冯玉祥、张群、张继、高桂滋、刘峙、于佑仁等民国要人，为纪念胡景翼将军在河南及郑州的战斗业绩，而修建的一座气势宏伟的建筑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