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进入政治局。

1945年8月，协助乔巴山，领导八万蒙古人民革命军骑兵及机械化部队编入苏军后贝加尔方面军苏蒙骑兵机械化集群，配合苏联红军，参加对日本关东军作战。所部穿越戈壁沙漠，翻越大兴安岭，行军上千公里，胜利攻抵河北承德长城脚下，为迫降军国主义日本，粉碎法西斯的最后顽抗，胜利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做出了贡献。9月，被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一级库图佐夫勋章。同年，任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

1946年，任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

1952年1月，乔巴山去世。5月，泽登巴尔任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

1958年11月，在赫鲁晓夫当政后的苏联扶植下，在蒙古人民革命党第十三届二中全会上，取代达希·丹巴，“当选”为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成为苏联利益在蒙古的政治代理人。

1959年2月，泽登巴尔集团以所谓“违背马克思主义原则”等罪名，将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副书记丹巴排挤出蒙古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

1962年9月，在赫鲁晓夫授意下，泽登巴尔集团以“反民族主义”为由，将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图木尔·奥其尔驱逐出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并利用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机关报《真理报》，为其扣上“怀疑蒙苏两国人民兄弟般的友谊”以及“苏联给予我国的全面无私的援助的国际主义精神”和“反党”等政治罪名。

1963年12月，泽登巴尔集团以“反苏”和“同反党的图木尔·奥其尔的活动只是形式上有所不同，而其内容上是一致的”等罪名，排挤和清洗了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第二书记曾德。 1964年12月，泽登巴尔集团将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洛呼兹等人开除出党。罪名是“要求蒙古拒绝同其他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在经济方面进行合作”、“直接维护民族主义”、是“蒙苏人民钢铁般的兄弟友谊的敌人”等。

1945-1946年任国家计委主席。

1946-1952年任部长会议副主席，1952年起担任部长会议主席。

1952年5月，泽登巴尔任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

1958年11月，蒙党十三届二中全会上，当选为党中央第一书记。

1974年6月，“当选”为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同年，任蒙古人民军总司令。

1981年5月，“当选”为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曾兼任蒙古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主席。

1984年8月，因泽登巴尔一贯追随苏联的政策，在国内流放、驱逐大批党的领导人，蒙古在经济发展上受到严重障碍，人民生活困难，被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非常全会解除其总书记的职务。同月，被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非常会议解除其主席团主席的职务。

1990年3月，蒙古人民革命党第十九届八中全会决定撤销1984年关于对前总书记泽登巴尔功绩评价的决议，将其开除出党。通过了为1962－1964年泽登巴尔秉政时期遭清洗的党的领导人恢复名誉的决定。同时决定对同泽登巴尔有牵连的领导人全部进行审查，并将其中七人开除出党。4月，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颁布第97号令，褫夺其蒙古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撤销其“蒙古人民共和国英雄”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劳动英雄”的称号。同年，被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开除出党。此后，移居苏联。1991年4月20日，在苏联去世。

1997年2月，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为泽登巴尔追复其党籍。10月，时任蒙古国总统巴嘎班迪签署命令，恢复泽登巴尔原蒙古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及其“蒙古人民共和国英雄”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劳动英雄”称号。

1966年泽登巴尔被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院授予“荣誉院士”称号。

1976年，晋升为大将军衔。1979年，晋升为蒙古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泽登巴尔是蒙古的赫鲁晓夫一流人物。早期曾经为反法西斯战争和蒙古社会主义建设做出过一定的贡献。1958年11月上台后，他亦步亦趋，紧紧追随赫鲁晓夫及其苏联的政治发展路线，对内大搞所谓反对乔巴山“个人迷信”的政治运动，打压、排斥异己，颠覆、修正党的政治发展路线，一步步将蒙古党和国家引上一条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路线和背离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不归之路，并最终导致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亡国。对外，则奴颜婢膝以事苏联，和充当苏联反华的急先锋，不但使蒙古自身全面沦为苏联的附庸，并由此给蒙古的党、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而且在中蒙两党、两国及其人民之间，制造了深刻的误解、隔阂与敌对。

泽登巴尔曾被授予苏赫巴托尔勋章及蒙古人民共和国勋章多枚。两次被授予苏联列宁勋章，被授予苏联十月革命勋章和一级库图佐夫勋章。被授予约里奥－居里和平金质奖章。

在政治上，泽登巴尔秉承苏联的旨意，效法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的做法，在蒙古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所谓反对乔巴山的“个人迷信”的政治运动，大肆攻击乔巴山元帅以及乔巴山时期的各项政策和制度。同时，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部门，实行大清洗，将忠诚于党和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路线的同志排挤出去，而将其亲信安插至重要岗位上，逐步形成了“泽登巴尔政治集团”。

泽登巴尔集团在经济上，泽登巴尔集团始而以大话愚骗蒙古人民，继而堕落为完全依赖于苏联和全面出卖蒙古的经济主权。 1961年7月，泽登巴尔领导召开蒙古人民革命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声称“在国家的各个经济领域，都已确定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蒙古“已形成单一社会主义经济，进入建成社会主义阶段”。要“在不久的将来，使蒙古人民共和国由一个农牧业－工业国，变成为工业－农牧业国。”

同年，苏共二十二大后，苏联政府在政治上控制蒙古人民共和国在经济上对蒙古进行残酷剥夺与掠夺。1962年，苏联在“经济互助委员会”（经互会）成员国党代表会议上，强行把所谓“国际分工”，作为经互会的“根本原则”。赫鲁晓夫鼓吹“取消国界”，提出要“在国际分工广泛的生活专业化和协作化的基础上……将相互补充和逐渐形成一个统一的、协调一致的经济－经营共同体。”6月，泽登巴尔集团经不住苏联的威逼利诱，宣布蒙古人民共和国加入“经互会”。蒙古丧失了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权利。苏联通过经互会的“国际分工”、“生产专业化”和“经济一体化”的机制，将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国民经济完全纳入苏联的经济轨道，导致蒙古国家的畜牧业、工业、矿业、交通、科技、财政、贸易等国家和经济命脉，完全被苏联所操控。根据苏联的需要，蒙古只发展单一的畜牧业经济，民族工业发展缓慢；蒙古的大量矿产和外贸等资源被苏联变相掠夺；蒙古工业成为苏联的附庸加工车间。大批苏联专家和顾问，进入蒙古的各个部门，参与各项经济计划的制订与实施，以及监督蒙古使用苏联贷款的情况。苏联“专家”甚至有权否决蒙古政府部长所做出的决定。蒙古人民共和国由是沦为苏联的经济附庸。

1966年泽登巴尔领导召开蒙古人民革命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正式提出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1968年6月，在泽登巴尔集团领导下，蒙古牲畜头数降至18000余头，较1940年时，减少60%左右。1959年至1969年间，苏联从蒙古畜牧业榨取巨额利润计四亿多卢布。1970年，蒙古全国共负担苏联贷款债务达15.17亿元，人均负担1233卢布。1971年，蒙古偿还苏联贷款偿债期已被安排至1985年。

1976年6月，泽登巴尔领导召开蒙古人民革命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通过第六个五年计划（1976－1980年），加紧推广苏联的“新经济体制”和“先进经验”，宣布将经济发展的重点由农牧业转向工业，提出所谓“蒙古人民共和国最重要的任务，是在经济领域、政策、意识形态工作，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同苏联更加紧密地接近，这是加速蒙古社会经济进步的重要因素”的方针。规定在五年计划内，“基本完成新的计划体制和新的经济刺激体制”。

在泽登巴尔集团统治时期，受苏联新殖民统治和经济的影响，原有的经济结构遭到破坏，畜牧业濒临破产，燃料和工业原料严重依赖从苏联进口，国内物价上涨，人民生活水平下降，蒙古的国民经济处于日益恶化的状态之中。

在军事上，泽登巴尔集团紧跟苏联军事战略的需要，允许苏联军队长期驻扎蒙古及部署针对中国的战略导弹部队。

1960年起，追随苏联对华政策，开始不断扩充军队。

1963年，泽登巴尔集团继续紧跟苏联军事战略需要，蒙古人民军军队数量日益增加，战后原已撤销的部队被恢复，以摩托化部队取代步兵，新建导弹、雷达、防化等部队，军费开支从2.9%（1590万美元），上升到14%（1.14亿美元）。同时，对武器装备进行改进，将征兵年龄放宽至18～29岁。并相继与苏联签订了《蒙苏双边军事条约》、《关于苏联帮助蒙古加强南部边界的防务协定》和《蒙苏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等军事同盟条约。蒙古由此沦为苏联的“被保护国”与军事基地。1965年，重返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苏军形成事实上的对蒙全境的军事占领。蒙军作战部队营以上和边部总队以上，由苏联驻蒙军事顾问接手指挥权。蒙军指挥员丧失指挥本国部队的权利，完全听命于苏联军事顾问。蒙军全部被苏军控制，变成了为所谓“保卫苏联”义务服务的雇佣军。在苏联对蒙的军事控制下，泽登巴尔集团“领导”下的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附属国”地位进一步确立，并成为苏联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前沿阵地。

在国际事务中，泽登巴尔集团积极为苏联的对外政策摇旗呐喊，吹捧赫鲁晓夫的“和平外交政策”，全力支持和赞同苏联提出的与资本主义世界“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的“总路线”。20世纪60年代，中苏政治紧张关系对峙时期，泽登巴尔集团站在苏联一边，为苏联摇唇鼓舌、擂鼓助威，追随苏联，猖狂反华，大肆攻击中国不遗余力。言辞之激烈而尖刻。

1960年，苏联在布加勒斯特组织围攻中共代表的会议，泽登巴尔集团积极参与其中。

1963年1月，泽登巴尔发表讲话攻诋中国，称中国共产党“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7月，授意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发表《苏联共产党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一致的热情捍卫者》的社论，继续攻击中国共产党。8月，为苏联《真理报》撰文，攻击中国共产党是“教条主义者”，诬蔑中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形象。9月，在莫斯科发表记者访谈，攻击中国奉行“同社会主义隔绝的、单靠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充当攻击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急先锋。12月，领导召开蒙古人民革命党第十四届五中全会，炮制通过《关于中共领导人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制造的分歧和蒙古人民革命党的立场》的反华决议，使蒙古国内反华言论达到高潮。

同时，在和平外交政策和禁止核试验条约等问题上，泽登巴尔集团紧跟苏联步伐，对中国大加指责和攻击，在各种国际会议上，极力维护和附和苏联的建设，与苏联等国家积极唱和，对中国共产党的倡议加以责难。

1964年4月起，泽登巴尔集团无视中国援蒙人员的贡献，单方面撕毁合同和协定，将其全部驱逐出境。9月，撤回驻中国内蒙呼和浩特市总领事。使中蒙关系达到几无法挽回的地步。

1966年6月，泽登巴尔在蒙古人民革命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反诬中国撤走援蒙员工使蒙古建筑部门缺乏技术人员。诬指中国对蒙有领土野心，在蒙国内制造中国将要入侵的谣言，大肆愚弄、欺骗人民，籍以为将苏联军队引入蒙古制造口实。

1973年4月，在蒙古人民革命党第十六届五中全会上，以及1976年6月，在蒙古人民革命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泽登巴尔集团均继续不遗余力地猖狂反华，攻击中国，并诋毁中国共产党。

对于苏联外交官而言，和情报部门特工一样，善饮且不失控被视为极为重要的素质。在对饮的过程中使对方放松警惕，以达到解决某些重大国际问题的预定目标。

“伏特加外交”始于斯大林时期，而且灌酒不分敌友。灌朋友是为了检验其对自己的态度以及对感兴趣问题的看法，灌敌人则是令其陷入道德和政治陷阱。

苏联外交将外国领导人严格地划分为“自己人”和“外人”。二战前蒙古领导人无疑是苏联的“自己人”，他们能够享受到最高规格的接待，可以像家人般地交流。

担任蒙古领导人30多年的尤睦佳·泽登巴尔曾多次聊起1940年自己与斯大林及其战友的相识经历。

当时年仅24岁的泽登巴尔陪同当时的蒙古领袖乔巴山面见斯大林。官方会晤后客人被邀请参加小范围的晚宴。蒙古代表只有乔巴山与泽登巴尔两人，而苏联方面是斯大林、莫洛托夫和贝利亚。晚宴一开始斯大林就说：“乔巴山同志我们都很了解，是久经考验的朋友。而泽登巴尔则是新人，我们看他如何表现。我建议让他以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为我们斟酒。”

当时餐桌上摆满了各式美酒：白兰地、葡萄酒、伏特加等等，以及大小不一的高脚酒杯。略加思索后，泽登巴尔选择了格鲁吉亚白兰地，满满地倒了五大杯敬献给在座各位。斯大林称赞道：“好样的，泽登巴尔同志，不折不扣的忠诚朋友。拉夫连季(贝利亚的名字)，注意点儿，不要碰他呦。”

据泽登巴尔说，他和贝利亚之间确实从未出现过问题。

曾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员的莫洛托夫在回忆起此事时说：“乔巴山没有多少文化，但对苏联很忠诚。1952年乔巴山去世后，苏联决定任命泽登巴尔为蒙古领导人，因为他对苏联很友好。”

泽登巴尔从政之后，怀着对苏联的感恩戴德，无论国内和国际上有什么变化，他的政治指北针从来没有摇摆过，总是亦步亦趋，跟随苏联。

乔巴山在40年代就刻意培养泽登巴尔为接班人，甚至于把这个在军事上不甚了了的泽登巴尔安排为自己的副总司令，给予中将军衔。但是，乔巴山1952年1月逝世以后，在赫鲁晓夫1956年大反斯大林时，泽登巴尔秉承苏联的旨意，在蒙古全国掀起了一场大反乔巴山“个人迷信”的运动，大肆攻击乔巴山时期的各项制度和政策，也效法赫鲁晓夫，把蒙古国内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部门来了个大清洗，借机安插自己的亲信占据重要岗位。

蒙共元老之一、在乔巴山生前担任党中央第二书记的达希·丹巴(也译为达姆巴)，在1954年就任党中央第一书记后，强调发展民族工业，指出“苏联的经验不是惟一的经验”，“不能机械地抄袭和教条地搬用”，宣传中国的经验“可供学习”，认为教条主义对蒙古“有更大的危害性”，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克服教条主义。在赫鲁晓夫的策划下，泽登巴尔在蒙党内率先展开对丹巴的批判。经过几番斗争，丹巴降为第二书记(半年之后又被赶出政治局)，泽登巴尔取代了蒙党第一书记职位。支持丹巴反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第二书记其米德道尔吉·苏伦扎布，不久也被撤职，并被赶出了政治局和书记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