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四年（1749年），沈德潜乞归，乾隆帝命以原品致仕，后又为他的《归愚诗文钞》写了序言，并赐“御制诗”几十首与他。在诗中将他比作李（白）、杜（甫）、高（启）、王（士祯）。沈德潜归里后屋居木渎山塘街，著书作述，并任苏州紫阳书院主讲，以诗文启迪后生，颇得赞誉。后获特许，在苏州建生祠，祠址在沧浪亭北的可园西侧。

乾隆十七年（1752年）正月，乾隆帝召赐曲宴，恰逢德潜八十大寿，遂题赐匾额曰“鹤性松身”。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加礼部尚书衔。其间曾为父母乞诰命，乾隆帝给三代封典，并赐诗。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乾隆帝南巡，沈德潜及钱陈群迎驾于常州，乾隆赐诗，并称二人为“大老”。

乾隆三十年（1765年），乾隆帝再度南巡，沈德潜仍迎驾常州，加太子太傅，赐其孙沈维熙举人。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九月七日，沈德潜去世，终年九十七岁。追封太子太师，赐谥文悫，入贤良祠祭祀。乾隆还为其写了挽诗，极一时之荣。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江苏东台县发生徐述夔诗案，已故举人徐述夔所著《一柱楼集》诗词被认为悖逆朝廷，引起一场文字狱，沈德潜因生前在书中为徐述夔写传而受株连。乾隆帝大怒之下，亲笔降旨追夺沈德潜阶衔、罢祠、削封、扑碑。

沈德潜年轻时曾受业于叶燮，他的诗论在一定程度上受叶燮影响，但不能继承叶燮理论中的积极因素。他论诗的宗旨，主要见于所著《说诗晬语》和他所编的《古诗源》《唐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国朝诗别裁集》（后名《清诗别裁集》）等书的序和凡例。沈德潜强调诗为封建政治服务，《说诗晬语》开头就说：“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用如此其重也。”同时提倡“温柔敦厚，斯为极则”（《说诗晬语》卷上），鼓吹儒家传统“诗教”。

在艺术风格上，他讲究“格调”，所以他的诗论一般称为“格调说”。所谓“格调”，本意是指诗歌的格律、声调，同时也指由此表现出的高华雄壮、富于变化的美感。其说本于明代七子，故沈氏于明诗推崇七子而排斥公安、竟陵，论诗歌体格则宗唐而黜宋。

他的所谓“格”，是“不能竟越三唐之格”（《说诗晬语》卷上），“诗至有唐，菁华极盛，体制大备”，而“宋元流于卑靡”（《唐诗别裁集·凡例》）实质上与明代前、后七子一样主张扬唐而抑宋。所谓“调”，即强调音律的重要性，他说：“诗以声为用者也，其微妙在抑扬抗坠之间。读者静气按节，密咏恬吟，觉前人声中难写、响外别传之妙，一齐俱出。朱子云：‘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真得读诗趣味。”

但沈德潜诗论的意义和明七子之说实际是不同的。因为他论诗有一个最重要和最根本的前提，就是要求有益于统治秩序、合于“温柔敦厚”的“诗教”。其《说诗晬语》第一节就说：“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用如此其重也。”

这首先是从有益于封建政治来确定诗的价值。他也讲“其言有物”和“原本性情”，却提出必须是“关乎人伦日用及古今成败兴坏之故者，方为可存”，如果“动作温柔乡语”，则“最足害人心术，一概不存”（见《国朝诗别裁集·凡例》）。所以，按“诗教”的标准衡量，唐诗已经不行了。在宗唐和讲求格调的同时，还须“仰溯风雅，诗道始尊”（《说诗晬语》）。因而沈氏的论调，和桐城派古文家虽推重唐宋八家之文，同时却认为他们的思想仍不够纯正，还须追溯到儒家经典的态度非常相似。在诗歌的风格上，沈德潜把“温柔敦厚”的原则和“蕴藉”的艺术表现混为一谈，主张中正平和、委婉含蓄而反对发露。又说：“乐府之妙，全在繁音促节，其来于于，其去徐徐，往往于回翔屈折处感人，是即依永和声之遗意也。”

由于对历代诗歌做过广泛的研究，沈德潜对诗歌史也有一些犀利的见解。沈德潜的诗歌史论，最值得注意的还是明代部分。清初诗家出于亡国之痛，对明代学术和文学都有不少情绪化的过甚之辞，沈德潜则在距离拉开之后，能以较平和的态度对待明代诗歌，甚至给明代复古派以较正面的评价。

他的论断为《四库提要》所采纳，后人亦多许其持论平允。对于李攀龙，《说诗晬语》也将其拟古诗与七律区别对待，褒贬持平：“李于鳞拟古诗，临摹已甚，尺寸不离，固足招诋諆之口。而七言近体，高华矜贵，脱去凡庸，正使金沙并见，自足名家。过于回护与过于掊击，皆偏私之见耳。”起初他在《明诗别裁集》里评李攀龙七律“已臻高格，未极变态”，基本还是沿袭王世贞《艺苑卮言》之说，至此已略有修正，足见经过仔细斟酌，绝非率尔轻发。

沈德潜的诗有很多是为统治者歌功颂德之作。《制府来》《晓经平江路》《后凿冰行》等反映了一些社会现实。但又常带有封建统治阶级的说教内容，如《观刈稻了有述》，一方面反映天灾为患，民生涂炭的情景：“今夏江北旱，千里成焦土。荑稗不结实，村落虚烟火。天都遭大水，裂土腾长蛟。井邑半湮没，云何应征徭？”另方面却又劝百姓要安贫乐道：“吾生营衣食，而要贵知足。苟免馁与寒，过此奚所欲。”因此多缺乏鲜明生动的气息。近体诗中有一些作品如《吴山怀古》《月夜渡江》《夏日述感》等，尚清新可诵，有一定功力。

清代·爱新觉罗·弘历：①夫德潜之诗，远陶铸乎李、杜，而近伯仲乎高、王矣。乃独取义于昌黎“归愚”之云者，则所谓去华就实，君子之道也。（《清诗别裁》）②沈德潜诚实谨厚。

清代·袁枚：公逡巡恬淡，不矜持，不骄傲，不干进，不趋风旨。下直萧然，绳扉皂绨，如训蒙叟，或奏民间疾苦流涕言之；或荐人才某某展意无所依回；或借诗箴规，吁尧咈舜，务达其诚乃已。诸大臣皆色然骇，而上以此愈公。（《小仓山房文集》卷三《太子太师礼部尚书沈文悫公神道碑》）

清代·王昶：先生独综今古，无藉而成，本源汉魏，效法盛唐，先宗老杜，次及昌黎、义山、东坡、遗山，下至青邱、崆峒、大复、卧子、阮亭，皆能兼综条贯。尝自进其全集，御制叙言以高、王为比，诚定论也。（《湖海诗传·蒲褐山房诗话》）

清代·洪亮吉： 沈文悫之学古人也，全师其貌，而先已遗神。（《北江诗话》）

清代·张维屏：文悫诗综贯今古，专尚盛唐，中年以前多精心结撰之作，如造化理所无到者，人方识辛苦……”“晚年情性所至，称心而言，然亦范我驰驱，不以名位既高肆为野战。即以诗观，亦足征神明之强，故天之厚以福泽，非偶然也。（《文献征录》卷五）

晚清·文廷式： 本朝诗学，沈归愚坏之，体貌粗具，神理全无。动以别裁自命，浅学之士，为其所刦，遂至千篇一律，万喙雷同。至纪文达之批苏诗，逞我臆谈，损人天趣，风雅道丧，非此种论议职其咎乎？姚姜坞援鹑堂笔记谓归愚以帖括之余，研究风雅，可谓助我张目者也。（《琴风馀谭》）

《清史稿》：德潜少受诗法於吴江叶燮，自盛唐上追汉、魏，论次唐以后列朝诗为别裁集，以规矩示人。承学者效之，自成宗派。国家全盛日，文学侍从之臣，雍容揄扬，润色鸿业。人主以其闲暇，偶与赓和，一时称盛事。未有弥岁经时，往复酬答，君臣若师友，如高宗之於陈群 、德潜。呜呼，懿矣！当时以儒臣被知遇，或以文辞，或以书画，录其尤著者。视陈群、德潜恩礼虽未逮，文采要足与相映，不其盛欤！

民国·小横香室主人：沈德潜归老山林，主盟风雅，十余年间，四方人士望走其门，天下以为巨人长德，景星庆云。（《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八十四）

乾隆十一年（1746年），沈德潜任内阁学士。此时他的夫人俞氏已去世。他夜梦夫人，醒而成诗。乾隆帝阅后为之感动，对他说道：“汝既悼亡，何不假归料理？”八月，沈德潜请假归葬。乾隆帝谕不必开缺，命给三代封典，并赐诗宠行，声称：“我爱德潜德，淳风挹古初。”此诗在文坛宦海引起反响，侍郎钱陈群和道：“帝爱德潜德，我羡归愚归。”一时传为佳话。

祖父

沈钦圻，字得舆，是明末颇有成就的诗人，有诗集《晤书堂诗稿》。

父亲

沈钟彦，字美初，亦有诗名。

妻子

俞氏。

沈德潜的著作，有《沈归愚诗文全集》七十三卷，清乾隆刻本，二十四册。全集包括《归愚诗钞》二十卷、《诗钞馀集》十卷、《诗馀》一卷、《归愚文钞》二十卷、《文钞馀集》八卷、《矢音集》四卷、《归田集》三卷、《八秩寿序寿诗》一卷、《说诗晬语》二卷、《浙江通省志图说》一卷、《黄山游草》一卷、《台山游草》一卷、《南巡诗》一卷、《沈德潜自订年谱》一卷等。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徐述夔诗案发生。县民首告徐述夔《一柱楼诗集》中有沈德潜为之作传，称其文章品行皆可法。于是乾隆皇帝下旨，剥夺沈德潜阶、衔、祠、谥号等生前身后的一切荣誉，扑其墓碑，并令江苏巡抚杨魁到沈德潜家搜缴乾隆皇帝曾经御赐的墨宝、诗章碑帖等。金性尧对沈德潜一案的处理评论道：“将沈德潜选钱谦益诗（沈德潜曾编撰《国朝诗别裁集》，收录的第一人是乾隆皇帝最为不齿的钱谦益，为其作的小传中又多有推崇之词。乾隆看到首列钱谦益，要求他删去此人，但沈德潜未遵旨办事。乾隆发现后曾派人到沈家查抄钱谦益的书，因未找到而未予追究）和为徐述夔作传两罪比较，应是前者重而后者轻。谦益久为高宗痛恨，德潜是深知的，因而是明知故犯；德潜为述夔作传时，又怎知道自己死后九年徐述夔会被当破棺的逆犯？”而沈德潜选钱谦益之诗入《国朝诗别裁集》，乾隆皇帝尚未深究、为徐述夔作传却被夺去一切恩荣，这其中还有另外的隐情。

据萧一山《清代通史》记载：沈德潜在朝时，常与乾隆皇帝谈诗论道，乾隆皇帝爱写诗，一生写诗有四万余首。皇帝写诗，常找枪手捉刀，沈德潜是其主要枪手之一。除了为乾隆帝写的诗“颇多删润”外，还有自己写的诗由乾隆帝署名的。沈德潜退休后，将自己的诗编入集中。沈死后，乾隆皇帝调其诗集进呈，看见曾经为自己写的诗也收入沈德潜的集中，乾隆皇帝“衔之刺骨”。岂能容下沈德潜？又载：乾隆皇帝阅沈德潜诗集，见《咏黑牡丹诗》中有“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句，认为有指责清廷之意，故沈身后受严惩。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颜子楠在《沈德潜生平三事献疑》考证后认为，沈德潜受到文字狱的牵连，在清朝中后期的文献中大多被一笔带过，并没有涉及任何细节。直至民国时期，此事被一些野史所转载，且被加入了很多的虚构成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满清外史》，其中的相关事件叙述很多都是似是而非的，其言及沈德潜作《咏黑牡丹》诗则完全是捏造的。相关记录很有可能是从许指严的《南巡秘记补编》中转抄出来的。然而《南巡秘记补编》中的相关叙述中夹杂了大量乾隆皇帝的言语和心理活动，根本就是小说家的演义。乾隆诗作数量巨大，其身边的文学侍从之臣也都参与过改订御制诗作，但要说沈德潜将捉刀草稿录为己作，这件事在沈德潜去世100多年后，书写《南巡秘记补编》的许指严究竟是从何处得知的呢？民国时期的野史普遍都会刻意营造出一种反满的情绪，这是由当时的政治环境所决定的，因此无论是《满清外史》还是《南巡秘记补编》，其中对于沈德潜捉刀一事的描述，都是不足为据的。

《清史稿·列传第九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