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四夷馆，西方学者伯希和、威立德；日本学者本田实信；我国学者和希格等均认为是“翻译处”或“翻译局”。“四夷馆是一所学习、研究亚洲诸民族语言文化的学校和研究所，其中的汉字“馆”的含义为学校，所以‘四夷馆’是明代或清朝翰林院的‘亚洲研究院’”。“四夷馆”是主管翻译事务、兼培养“习译”人材的“译学”机构。四夷馆置译字生，教习亚洲诸民族语言文字，是为了培养了解诸夷历史地理、夷情的翻译人材。其目的主要是要储备翻译人材，应急之用。

日本学者神田喜一郎的《关于明四夷馆》一文，就明朝设置四夷馆的年代、设置原因、具体位置、四夷馆的教师、生徒等问题进行了研究。田坂兴道的《最近关于四夷馆及华夷译语的研究》一文，篇幅不大，介绍了我国学者向达、罗振玉、西方学者威立德、伯希和、福克斯及日本学者山崎忠等六位学者有关“四夷馆及《华夷译语》”的研究论文目录。

我国学者向达的《记巴黎本王宗载四夷馆考——瀛涯琐志之二》一文，探讨了王宗载《四夷馆考》的编撰时间、内容、王宗载的生平等问题。张文德的《王宗载及其四夷馆考》一文，在向达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四夷馆考》的资料来源和史料价值。

明代，中原与周边民族、国家间朝贡、贸易往来，需要大量的翻译人员。为了培养翻译人材，明朝专门设置了四夷馆。四夷馆是我国历史上最早为培养翻译人材而官方设立的专门机构。主要负责翻译朝贡国家往来文书，并教习周边民族、国家的语言文字。

鞑靼馆是四夷馆中负责翻译明朝与蒙古的往来文书，兼培养通蒙汉语言文字的翻译人员的机构。

四夷馆在永乐五年初设时，分为八馆，后增设两馆，计为十馆。对此《大明会典》记载：“凡四方番夷翻译文字，永乐五年设四夷馆，内分八馆，曰鞑靼、女直、西番、西天、回回、百夷、高昌、缅甸，选国子监生习译。…正德六年增设八百馆；万历七年增设暹罗馆”。这一史料，清楚地记载了设置四夷馆的年代及增设各馆情况。

关于设置四夷馆的具体位置问题，《明实录》记载：“置馆于长安左门外处之”。神田喜一郎依据《燕都游览志》“四夷馆在玉河桥之西”的记载和《大明一统志》“翰林院在玉河西岸，四夷馆隶焉”的记载，认为设立四夷馆的场所应邻接翰林院。并指出“长安左门外”和“玉河桥之西”是指同一地点。

四夷馆设置之初属翰林院。《明史》职官志记载“遂改隶太常”。关于这一问题，日本学者神田喜一郎依据《大明会典》“弘治七年始增设太常寺卿、少卿各一员为提督”的记载，认为“弘治七年开始增设太常寺卿、少卿各一员为提督四夷馆是事实。四夷馆改属太常寺是决不可能的问题，应该是《明史》职官志之误”。笔者赞同这一观点。

清代继续明朝传统，改“四夷馆”为“四译馆”。《清史稿》记载：“顺治元年，会同四译分设二馆．会同馆隶礼部，以主客司主事满、汉各一人提督之。四译馆隶翰林院，以太常寺汉少卿一人提督之。分设回回、缅甸、百夷、西番、高昌、西天、八百、暹罗八馆，以译远方朝贡文字。乾隆十三年，省四译馆入礼部，更名会同四译馆，改八馆为二，曰西域，曰百夷，以礼部郎中兼鸿胪寺少卿衔一人摄之。”

刘迎胜师认为“四夷馆改为四译馆是在顺治元年”。清朝设馆之初，八馆中并无女真馆和鞑靼馆。裁撤女真馆是因为满族人早已弃用女真字，但不设立鞑靼馆的原因尚不清楚。这也许与清初有不少满人懂蒙古语有关。的人张文德认为“江繁的《四夷馆考》一书将女真馆、鞑靼馆有关内容删除，是与清朝的文字狱有关”。笔者认为江繁的《四夷馆考》一书未记载女真、鞑靼两馆之事，与当时设立八馆时，未设女真、鞑靼二馆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