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福俱乐部，简称安福部，通称为安福系，是一群拥戴段祺瑞的皖系军阀政客为了操纵国会选举，掌握政局，与直系冯国璋相抗衡而成立的一个政治团体。

早在1917年8月间，属于皖系的政客王揖唐、曾毓隽等人，就经常在宣武门内的安福胡同梁式堂的住宅(简称梁宅)聚会。当时不过是一个寻常俱乐部性质，请宴召妓，皆用安福胡同梁宅名义，不用安福俱乐部名义，与交通系之韩家谭梁宅同一性质，同一规模，并没有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随着临时参议院的成立和国会选举筹备事宜的进行，皖系及倾向皖系的官僚政客往来于安福胡同梁宅的越来越多，谈论的中心议题，自然也是国会选举问题。

1918年3月7日晚，王揖唐、王印川、郑万瞻、光云锦、刘恩格、黄云鹏、田应璜、曾敏隽、康士铎、乌泽声、汪立元、于宝轩、克希克图、熊正琦、吴文翰、解树强、江绍杰等人在梁宅开会，成立了安福俱乐部，并决定3月8日为正式成立日。因梁宅在安福胡同，故取名安福。

用俱乐部的名义而不用政党名义，是因为袁世凯解散国民党后，政党为政府所忌，洪宪帝制时的筹安会又为国人诟骂，故不敢明目张胆地以政党相标榜。一次，在讨论名称时，徐树铮说：“政党二字，为世诟病，吾侪宜避去之始可。”王揖唐说：“然则称之为俱乐部可乎?此固无政党之名，而有政党之实也。”徐树铮表示赞同。但议论很久，仍不得一适当之名称，郑万瞻、光云锦提议说：“今余侪集会之地为安福胡同，盍不即名之为安福俱乐部乎?口采既吉，名称亦宜，余愿同人亦既安且福也。”大家表示赞成。

安福俱乐部后来因参加人数增加，安福胡同梁宅房舍容纳不下，遂在太平湖清醇亲王府旧邸设立分部，故有时也叫太平湖俱乐部。但因其本部仍在安福胡同，且安福一词已成习惯用语，又为俱乐部的发祥地，所以一般仍称为安福俱乐部。安福俱乐部世称安福系，因为它是一个派系。

安福俱乐部成立后，其组织逐渐扩充，下设有干事部、评议会、政务研究会。干事部由王揖唐任主任，下分文牍、交际、会计、庶务、游艺五课，其中以交际、会计两课为核心，分别由曾毓隽、王郅隆任常任干事(后两人均厕名于安福系十大祸首之列)。课下复设股。评议会会长为田应璜，吴文瀚、王印川为副会长。政务研究会会长为李盛铎，副会长为秦望澜、克希克图。安福俱乐部的组织，具有一个国家全部官制的雏形。其政务研究会会长相当于国务总理,各股股长、副股长则相当于各部总次长。研究会制度则较国务会议尤为完密，凡有关重大议案，须经该会议决,才能作为安福俱乐部的定议，经定议之后，凡安福部议员，应在国会参众两院内一致主张。

安福系作为一个政党，它没有具体的宗旨和党纲，也没有提出什么主义和政策相标榜，完全是一群皖系军阀官僚、政客为了谋取本派系和个人私利的政治集合体。次，徐树铮曾向他一个亲信吐露他成立安福俱乐部的目的说：“余之设此部也，实欲置总统于余之肘腋之下，置总理于余夹袋之中，将国中之大权，尽举而有之。天下督军从我者留，叛我者黜，惟余之马首是瞻，余斯愿足耳。”某亲信问：“此言诚壮，然能决部中人必为公用乎?”徐说：“余持金钱以驱策之，不患彼辈不为我用。且彼辈所希望者富贵耳，利禄耳，余将使之尽满其欲，又何为不余是从耶?”

安福系除北京中央成立组织处外，各省不设一支部；除议员外，不招收一党员。王揖唐本为旧统一党头目之一，但没有旧统一党党员加入安福部。

安福系的首领为徐树铮、王揖唐，徐为段祺瑞的门生，最得段的信任。因此，安福系隶属于皖系，是皖系政治上的中坚和核心力量。但安福系并不等于皖系，皖系不尽为安福，如段祺瑞本人就不是安福部中人。

安福俱乐部成立后，想包办国会选举，苦于经费短缺，于是乞怜于“财神”梁士诒。梁曾经为袁世凯复辟帝制筹措经费，袁死后被列为帝制祸首，受到通缉。他此时正想借段祺瑞、徐树铮的帮助，重振交通系之势力，为卷土重来之计”因此慨然允诺，给予安福俱乐部三百万元巨款的援助。徐树铮将这笔钱交王揖唐，包揽选举。其时，徐正与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勾结，出任奉军副司令，先后又挪用奉军军饷二百余万元交王揖唐支配使用。

安福俱乐部有段祺瑞的支持，又有金钱作后盾，于是派员分赴各省活动，演出了一场舆论称之为“买票与官宪干涉”并用的选举丑剧。中央和地方参议员、众议院议员的选举，是从5月下旬开始进行的。在选举中，安福系通过中央派员和地方长官干预，威胁利诱，软硬兼施，违法作弊，其丑闻层出不穷。

中央选举会选举参议员，6月20日第一部(有学识者)投票选举时，事先安福系用金钱贿买选票，每张约定二百元，山西大学派投票团五十五人晋京，临时忽要求每票增加至四百元，并须加付来京川资。另有某大学亦作同样的要求。王揖唐等经多方奔走交涉，最后仍不得不同意。投票时，选举人按安福系“预先印就的投票次序名单”投票，上印有“阅后即毁”的字样。张玉崑以八千元收买林建伦所有之二十票，被安福部以二万元高价夺去。张与林交涉，林贪安福重金，与张废约。6月21日投票选举时，上午到会者二百余人，不足《参议院议员选举法》第七条规定“选举非有选举人总数三分之二以上之到会不得投票”的法定人数，即行开始投票选举，“随到随投，随投随去”。安福系指派负责监督投票的人并任意延长时间，直至下午6时，仍不满法定人数。当场有人指出此种投票实属违法，应立即停止，另行依法办理，监督人不允。更有甚者，监督人竟于22日继续举行投票，与先一天之投票人合并计算，以勉强凑足法定人数。张玉崑、何竣业等向京师高等审判厅起诉，揭露中央选举会选举的种种违法舞弊情形。因当时司法总长朱深是安福系的党魁之一，北京司法界的要人又均与徐树铮有关系，朱乃“密令高检厅以政治手腕办理”。张、何等的起诉虽经开庭审理，但均被驳回而败诉。

类似上述黑幕，其他各地选举均有。安福系通过金钱收买和权势干预，在全国参众两院选举中获得了很大胜利。对此，徐树铮不免喜形于色。6月29日，他在致各省督军的密电中说：“各省区参、众选举已揭晓者，其成绩以奉、皖、黑、晋、热、察、中央各部及蒙、藏为全胜，吉、豫十之九，京、绥五分四，鲁、苏四分三，直、赣、浙三分二。以上选员得人，为国称庆，吾兄闻之当亦为之快慰也。其延期省份，俟得续报，再行奉闻。”7月底，选举全部揭晓，除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护法五省及川边一特区抵制选举外，总计共选出参议员一百四十七名(按总额为一百六十八名，西南五省一特区二十一名未选出)众议员三百二十五名(总额为四百零六名，西南五省一特区八十一名未选出)。两院合得四百七十二名，其中属于安福系的议员总数为三百八十四名，占百分之八十强，成为国会的唯一支配者。研究系只得二十余名，遭到惨败。

7月12日，北京政府发布命令，要求所有当选的参众两院议员在8月1日以前齐集京师，定期开会，以便正式成立新的国会。随又指派曾毓隽为参议院会议筹备处处长，王印川为众议院筹备处处长，积极着手筹备两院开会事宜。

8月12日上午10时，新国会在虎坊桥众议院开会，到参议员一百零六人，众议员三百五十八人，超过两院议员之半数(开议的法定人数)。会议由筹备国会事务局局长于宝轩登台报告召集国会之由来，并由年长的参议员李兆珍任临时主席。主席就席宣读开会词后，冯国璋和段祺瑞相继致祝词，新国会就于这一天宣告正式成立。由于新国会成立，临时参议院改选国会的政治使命业已完成，无继续存在的必要，同日下午也开会宣告解散。

安福俱乐部为了收买议员，供其驱使，8月18日在太平湖中华大学旧址召开欢迎所属两院议员大会，由王揖唐在会上宣布，政府对于安福系议员实行永远津贴，每人每月现洋支票三百元，票面上印有“任重致远”四字。是日，安福“议员到者颇多，皆欣欣有喜色”。安福议员“贪饵入彀，其状如鱼”，王揖唐贩卖议员，所以当时人们“以鱼行老板称之”。

1918年，大总统任期将满应当改选，为了排斥冯国璋，操纵新国会的选举，王揖唐、曾毓隽等人组织了安福俱乐部。在总统选举问题上，段祺瑞建议推北洋军阀集团中处清客地位的徐世昌为下届大总统。如冯愿意，可退为副总统;如冯不愿作副总统，段表示愿意陪冯一起下台。6月19日，天津督军团会议一致同意推徐世昌为大总统的意见。

9月4日，安福国会参、众两院召开联合选举委员会，到会议员436人，徐世昌以425票当选为大总统。

袁世凯死后，徐世昌一直是段祺瑞扶植的傀儡，但他并不愿居傀儡地位。他在对待西南的问题上，打算继续推行冯国璋的“和平统一”政策，留副总统席于西南，换取西南对自己的拥护；在对待北洋派问题上，拟继冯国璋之势力，团结直系作自己的政治资本；在对外政策上，他企图改变只依靠日本一国之方针，等等。这与段祺瑞的投靠日本，实行“武力统一”政策有一定的矛盾。

10月10日，徐世昌就任大总统职，在怀仁堂与冯国璋举行交接典礼。当天，徐发布命令，解除段祺瑞国务总理职，以内务总长钱能训暂代。12月20日，经安福国会参、众两院通过，徐世昌正式任命钱能训为国务总理。次日，任命各部总长。

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皖系失败，安福国会被解散，但安福系仍继续活动。1924年11月，段祺瑞又上台临时执政。至1926年4月段垮台，安福系始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