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三代文化最大的特色即为宗法制度。宗法制度萌芽于夏朝，宗法制度完备确立在西周，其是在晚商的长子继承制的法则上加以严格规范与执行。标志为嫡长子继承制、土地分封制与严格的宗庙祭祀制度。在宗法制度下，“礼仪”对每个士族成员有极大的强制性和约束力，实际上宗法制度已经成为一种未成文的习惯法。在宗统范围内宗庙里祭祀辈分之亲疏，即规定了地位的高下。宗庙里的谱牒，即是政治上的名分。在宗法体制下，“国”与“天下”是以“家”做原型扩大的，“家”的精神乃成为各级政治秩序的基型。宗法制度在西周末期已开始瓦解，但宗法制度的影响却长期笼罩着中华社会。西周的宗法封建制度留给春秋战国时期士人天下只有一个共主的观念，这种思想也为秦汉帝国的建立与统一奠定基础。宗法制度的影响不仅是政治层面的影响，也不限于统治阶级，它在后世成为平民社会宗族概念的基础而普遍传承。

在中国文化史上，商朝、周朝时期的中国人产生了永不死亡的先妣神观念，也未有佛教宣导的轮回转世的思想。但当时的人也已经认为人死后会变成鬼，并且生前的身份会在阴间延续。因此商周时代人们认为人死后的灵魂依然继续关心影响人世之事，这导致占卜的流行。而是否能够得到鬼神的保护在于祭祀典礼是否恰当。商朝卜问的工具多为龟甲或骨头，而周人卜问的工具已经转为由阴阳符号组成的八卦及扩充而来的六十四卦来表示吉凶。到了西周晚期，统治者与士人已对天命产生怀疑。士人逐渐看重“民心”，而获取民心就要施行“德政”，这后来就成为儒家主张“德治”的依据。

商周时代的礼器以青铜器和玉器最重要。其造型典雅庄重，体现当时的文化特质。中国的青铜冶炼技术在商周时期也达到了一个先进成熟的阶段。周代手工业种类增加，分类更细致，因此有百工之说。商周时期发展成熟的阴阳五行学说也成为中国最早对自然现象的归纳方法。五行八卦学说更成为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之一。商代已经有专司天文的人员，并在夏代天干记日的基础上发展出干支记日法。周代发明了圭表测影的方法后更确定了部分节气与十二时辰。在数学方面商代已开始使用十进位制，西周时期数学更成为“士”的必修科目。

在东亚大陆上发现的最早文字是商代的甲骨文，距今已有三千三百年的历史，商代奠定了中国主体字形声字的基础。商周时期也有不少知名的文学作品诞生流传，诸如《尚书》、《诗经》等。

西周末年，贵族政治趋于崩溃，宗法秩序日益混乱。春秋战国时代不仅是旧社会秩序的瓦解，也是新社会形态形成的时期。封建时期采用世卿世禄制，贵族世代为官。战国时期开始突破，出现了“布衣卿相”。在战国时代，世袭贵族没落消失，农民由依附者变为小自耕农，私有土地成为一般土地所有形态，私人工商业也随之兴起。

在东周时期，由于宗教束缚的解除，新的社会风尚取而代之。春秋战国时期，四则运算已经完备。在历算方面，战国末期已有根据太阳年运转的二十四个节气。战国时代也是中国传统医学理论建立的时代。冶铁业的兴起更是加速了土地的开垦。大型水利工程的建设也于此时开始，其中最出色的都江堰到如今还依旧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春秋战国之时，官学散于民间，百家学术萌发，人文理性精神日进，因而夏商周时代嬗变而来之宗教观念焕然一新。季梁曰：“民，神之主也，是以圣人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神为人所创造，民为神主，则前古神秘观念渐消。上古“上帝”之概念渐由自然之“天”取代，天为道德民意之化身，这构成了后世中国文化信仰的一个基础，而“敬天祭祖”是中国文化中最基本的信仰要素。

春秋战国时代的思想开放运动其规模之大历史之长也为仅见。人文思想在此时期也成为中国哲学的支柱。诸子百家在这个历史阶段各自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与处世思想，其中，为孔子、孟子、荀子所主张崇尚伦理道德的儒家、为老子、庄子、列子所主张崇尚自然无为的道家、为墨子所主张的墨家、为商鞅、韩非所主张的法家并为后世中国最重要的思想。

同时，因为文化的大发展，文学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其中首屈一指的当属战国晚期楚国诗人屈原所著的楚辞名篇《离骚》。与之一时瑜亮的是《诗经》中记载各国民歌的章节《国风》。此外，诸子的散文也各具特色，《庄子》一书洋洋洒洒，是先秦诸子散文中的佼佼者。

战国时代是中国古代社会大变动的时代，而其产生的新社会在秦汉时代成型。秦汉时代的文化模式奠定了中国近两千年来文化的基础，又有其时代特色。秦汉时期中国人的精神风尚业已形成。

在秦汉时期，长城已经成为华夏定居农民和域外草原游牧民族的明确分界线。自秦汉以后，华夏族对外的殖民与扩张多集中于东方与南方，与长城以外的地区多为征伐、邦谊与交流。这种关系唯一的例外是在西域丝绸之路沿线地带。在中西海上交通还未兴盛之前，中国与西方国家主要的交流大多经由西北陆上的河西走廊。远洋航行在此时也开始出现。随着丝路的开通，各种异国产物源源不断的进入中国，至今已成中国土产，例如葡萄、石榴、芝麻、豌豆、蚕豆、核桃、黄瓜、香菜、大蒜、苜蓿、生姜等。由于西域风俗的盛行，中国文化得到极大丰富。诸如舞蹈、杂技、鼓吹乐等纷纷传入中国。骆驼、石狮、辟邪、天鹿等怪兽造型也传入中国。而丝织品也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外销品。

秦汉时期也为中国奠定了疆域和思想的基础。秦始皇焚书坑儒，在政治上统一了中国之后，又统一度量衡。汉武帝时，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之后，儒家思想成为中国的正统思想。儒家思想能够经两千年而延续中国正统思想的地位，原因在于其经过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的补充与改造，已经综合先秦时期各种思想于一体，并以儒家思想为核心。而以探讨先秦儒家思想为目的的经学也在在汉朝成形，成为传统中国学术的重心。

秦汉时期，中国传统的农、医、天、算四大学科在汉代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体系。《九章算经》、《素问》、《本草经》、《相六畜》等著作均已问世。金属冶炼技术也突飞猛进。

在这一时期内，中国传统的神话系统也基本成形。随着《山海经》与东晋葛洪所著的《抱朴子》的流传与东汉末年天师道的兴起，中国人传统的神仙观点也基本盛行。

中国文化中衰及印度文化东来，究其原因，兹举数端，后世亦可为鉴：

（一）坏于盗贼无赖。秦以前，创业开国者多圣哲；秦以后，起事革命者多盗贼。盗贼无赖之徒，成则为帝王，固不识治国御世之道；败则肆焚掠，尤不解保护文化之谊。

（二）坏于科举利禄。科举之制，发源于汉，大备于唐。虽科举考试可以泯贵族平民之阶级，然以利禄诱人，大损人格，实与古代教育之大义相反。

（三）宗教信仰之缺乏。中国国民脱离初民之迷信最早。唐、虞、三代之圣哲，专以人事言天道，即殷人尚鬼，有似于宗教性质，然其祭祀仍专重人鬼，无宗教家荒诞之说。后之立国者，于政治教育不能尽餍人望，又无宗教以资其维系，则人心之饥渴，乃甚于原有宗教之国家。

民族交流

从东汉后期到隋代五百多年的时间是一个乱世的时代，也是中原文化和周边胡族交流最密切的时代。华北是中华文化发源地之一，也是受草原游牧民族侵扰最多的地区。沿中国东北至西南边界，在西晋时有鲜卑、匈奴、羌、氐、羯五大外族，合称“五胡”。这五大民族在魏晋时先后有部分族群内徙。西晋末中国大乱，原有内附民族开始侵扰华人社会。到北魏逐渐兼并华北，特别是北魏孝文帝太和九年(485年)的改革之后才开始逐渐恢复社会经济生产。

这种情况在隋唐时得到了延续，中亚等地民族大量内徙的情况屡见不鲜，隋唐朝廷则划地予以安顿，任其自由生活。而胡人的大量移入与活动，成为中国社会的一大特色。胡人统治者的政治形态多模仿汉人，北魏孝文帝更有孝文汉化运动，易胡服、胡俗、胡名为汉服、汉俗、汉名。

长江流域直到汉朝初期，仍未完全融入中华文化体系。西汉末年，长江以南大部分地区依然人口稀少。但到了东汉与三国时期时，为躲避中原地区的战乱，大批汉人开始移民长江流域。四世纪初，华北汉人地区的西晋政权被胡人灭亡时，更大批的北方汉人大举移民到江南地区避难。唐朝在八世纪中叶发生的安史之乱，带动汉人第三次的南向移民，江南渐成汉人聚集的重心。而东晋与南朝时期，是江南开发最为快速的时期。由于北方大族举家南迁，人丁兴旺，耕作面积快速增加。隋朝的统一，虽然在军事上是北方统一南方，文化上却是南方向北方传播。而安史之乱后，南方在经济条件上亦超过了北方。

门第社会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影响不亚于周朝时期的宗法制度。不同的是宗法制度的影响是从政治扩散到民间，而门第社会正好相反。门第在东汉时期已经形成，原因之一是当时学习条件困难，入仕只限于经济与文化条件优良的少数家族，形成这些家族累世为官，积久渐成门第。东汉覆亡后，平民失去了保护，纷纷依附到大族以求庇荫，这些大族乃组织自卫的团体，筑城自守。门第更有了军事与经济的影响力。南北朝时期各个政权根基不稳，往往仰赖门第支持。由于士族不需负役，平民争相依附，门第更趋发展。门第由法制化发展到法统化，以至于国家政权只有受到大门第的认可才得以延续。门第的形成与发展不是在短期内完成的，而是因应社会的客观条件，结合形成广泛的文化生态，士族门第生命力不绝达数百年之久。士族门第为了维持其地位，一方面掌握政府人才进用管道的九品中正制，一方面选取门户相当的家族通婚，借此维护门第的尊贵。士族门第的庄园提供各种农业经济资源，并且拥有手工业作坊。东汉末年以降，由于汉人国运不振，逐渐养成门第不屑过问政治的风气，门第中人之间盛行清谈的风潮。结果江南门第士族以不问政治而标榜，最终也因此而消失。

宗教艺术

自从印度的佛教透过中亚传入中国之后，与佛教相关的艺术形式也随之进入中国，其中最重要的要算是佛像壁画和佛像雕塑。由于印度佛像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因此中国佛像造像艺术融合了汉文化、印度文化与希腊文化。印度在早期的五百年内并没有制造佛像的习惯，人们认为佛的至高完美不是可以用人的相貌来描绘，因此早期的佛教艺术家是以佛的脚印或释迦佛悟道所在的“菩提树”作为佛的标记。后来由于希腊文化影响印度地区长达两百年之久，将古希腊人对人体美的崇尚观念植入印度，开启了印度的佛像雕塑，希腊文化亦对佛像雕刻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国自南北朝佛教兴起后，中国的佛僧即袭印度的佛僧风尚，大举在深山之中，凿崖为窟修行，在窟内饰以佛像绘画与雕塑。中国的佛教重要石窟，现今主要有两大区域，一是华北地区，长期统治华北的北魏政权，在先后建都的大同与洛阳，分别开辟了云冈石窟与龙门石窟；第二个重要石窟群分布在西北地区，包括位为甘肃永靖县的炳灵寺石窟、丝路东端天水的麦积山石窟，以及丝路西陲的敦煌莫高窟。此外还有克孜尔千佛洞、大足石窟等位置孤立的石窟。

随着佛教信仰的盛行与石窟造像的发展，从南北朝到隋唐，成为宗教艺术盛行的时代。佛像彩绘与立体造像拓展了中国传统艺术的新领域，各种与佛教相关的装饰图案也普遍深入民间，佛画敷彩技巧补充了中国传统线描绘画的特质，佛塔佛寺建筑则丰富了中国原有的建筑风格。南北朝时期的宗教艺术由于西域及印度工人而使得艺术风格带有印度、希腊、波斯的色彩，这一时期也成为中国艺术最具异国情调的时期。而与后代相比，北魏又显得异国情调特别浓重，后期的西魏则已有汉化的情形。在南北朝时期，除了佛教彩绘与雕塑外，工艺装饰方面亦由于佛教的兴起，铜器、石雕、织绣等均充满宗教色彩。作为佛教象征的莲花与忍冬成为此期的特色。绘画技巧方面，南北朝中期，佛画注重色彩晕染浸润的风格大为流行，对传统绘画的线描法造成巨大冲击。至南北朝晚期，敷彩的技法已远胜过白描，南朝梁画家张僧繇吸收此技，进一步舍弃线描，开创无骨的画法。而到了隋唐时期，宗教艺术不仅在形式上汉化，而且在精神意境上也有改变。隋唐的统一与经济上的繁荣太平促使宗教壁画风格由北魏时期舍身救世的悲惨气氛转为气势恢宏、情绪欢愉。原本来自印度表现释迦牟尼前生苦难的场景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对欢乐和幸服的幻想画面。而唐代的佛像雕塑以健康丰满替代北魏的秀骨清相；以慈祥和蔼、关怀现实取代北魏的超凡绝尘。

工艺、书画成就

南北朝时期的工艺美术，在题材上多为佛教成分，但在风格上与汉魏仍较接近。而唐代的工艺美术脱离了商、周和汉、魏六朝时期古朴的特色，开启了新的装饰风貌。

唐朝的工艺普遍具有博大清新，华丽丰满的特点，各种工艺的造型设计，多运用较大弧度的外向曲线，给人以圆润丰满之质感。色彩多表现深浅层次的多彩色阶，有富丽、华美的艺术效果。唐代的工艺制作中最卓著的是陶俑塑像，尤以唐三彩陶俑为出名，其造型栩栩如生，呈现出盛唐社会的精神气蕴。尽管唐朝的陶俑偏重动物造型，但日用工艺的装饰却一反商周至六朝以动物纹为主的传统，开启往后千余年以植物花草为装饰主流的新风格，更加反映了生活风貌而摆脱了威严冷静的气氛，使人感到自由、舒展、活泼、亲切。在制镜工艺上，汉魏六朝以来铜镜装饰图案主要是格律体，而唐镜多采用自由体，显得生动活泼，富有变化。中国在历史上最早记载的画家是在魏晋时期，当时文人风气尚音律、书画，好玄远清雅，追求个人性情的解放，带动绘画对个人个性和特征的精致描绘。在唐之前，传统绘画大多为壁画，并体现政治及宗教色彩。自唐开始，转为以欣赏为主要目的。隋唐五代时期，也是中国绘画的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三大类别走向分科独立的时代。自中晚唐以降，山水画成为中国文人绘画的主流，绵延一千余年。

玄学与文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旧的价值观和社会秩序已经崩溃。社会的新秩序仍在重建。其时，富于思想的知识分子致力摆脱两汉以来经学传统的束缚，转而注重内在人格的觉醒与追求。他们运用哲学论辩的方式，对一些高度抽象的理论进行探索，因而产生了当时主要学术思想——玄学。

玄学的影响是全面性的，在玄学的风气之下，个人的自觉是这一时期思想界的独特精神。由此树立了一种与前代截然不同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玄学流行时期也是政治动荡的时期，相对的，政治对学术思想的束缚也大为减少，在没有皇家钦定的学术标准下，当时的思想界相当自由而开放，议论争辩的风气相当盛行，“清谈”是这时期玄学讨论的主要活动。讨论纯粹以理取证，不论资历与辈分。这一时期思想活跃性堪比战国，与战国时代不同的是，战国时期关心的是治国之道，魏晋则关心个人的人格自觉。玄学家善于辨名析理，围绕着有无、本末、体用、言意、动静等命题展开热烈讨论，各学派争论都十分激烈，形成中国历史上对宇宙理论探讨最活跃的时期。而论辩这种形式对促使中国产生了理性的哲学。这种哲学的理论性与成就也是空前的。

这个时代，玄学家所探讨的许多领域都是从前未曾思考过的问题。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上不讲究学术辈分，强调思想的活泼性与创造性，因此，透过清谈的形式，年青人在思想论坛上获得盛誉者不乏其人，是中国古代诞生青少年思想家最多的时代。钟会、王弼、王戎、向秀、魏玠等等许多著名思想家都是在二十岁前已经成名。由此可见魏晋南北朝时期学术思想与先秦时代呈现出不同的方向。此时汉民族外在的事功虽有限，但内在的思想创建成就却很可观。

北方原本亦十分流行玄学，晋室南渡后，玄学风潮迅速扩散到江南，而留在北方的世族，转而崇本务实，好尚经史。而被北方视为文化正朔的南朝，其思想家一旦来北，往往倍加推崇。由此可见，政治版图的变迁影响到思想版图的变化，也看到了政治强权与文化优势不相同处的事实。

玄学流行时期，人们意识到短促的人生总充满生离死别、哀伤与不幸。这种对生离死别的重视、哀伤，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喟叹，从魏晋直至南朝中期；从中下层直到皇家贵族，一直是整个时代的典型社会气氛。但玄学也并非一味的哀伤，玄学所指导的人生方向依然是要抓紧生活、珍重生命，要有意义自觉地充份把握住这短促而多苦难的人生，使之更为丰富满足。玄学追求一种绝对自由而又无限超越的人格。理想的人格是拥有感情而又不被感情牵累，拥有喜怒哀乐而与宇宙自然融为一体。达到玄学的境界之后，人的精神成就取代外在的行为节操，成了最高的生命意义与指标。这种无形精神超越有形躯体的现象处处可见。东汉时代对道德、操守、儒学、气节的尚好与品评，降及魏晋，人的才情、气质、格调、风貌、性分、能力成为新的品评重点所在。魏晋“人品”要求，以漂亮外在风貌表达出高超的内在人格，要求通过有限的、可穷尽的外在言语形像，传达和表现出某种无限的、不可穷尽的内在神情。

玄学是汉唐两个盛世之间四百年动乱期的主流思想。玄学思想的主要思想家和重要典籍也都出现于这个时期。玄学最重要的人物包括嵇康、阮籍、何晏、王弼四人。何晏与王弼致力于融合礼教与玄学，使礼教玄学化。而阮籍与嵇康则带头形成一股抛弃礼教、解放个性的风气，带动了历史上第一个个体解放的反传统运动，在当时及往后数百年成为一股潮流，许多士人仿效他们过著放浪形骸的生活。

由于自由放任的社会风气，文学在这个时期得到了飞速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是中国人有自觉从事艺术创作的开端。抒情文学也在这个时期开始成熟。在魏晋之前，并没有明确的文学概念，一般人只把文章作为一种表达工具，因此文学并无独立的艺术地位，直到魏晋时期才有改变。由于文学创作被魏文帝提倡并成为士人的重心，文人地位日益提高，文学作品大量涌现。对文学风气的重视，首先萌芽于南方，到南北朝后期更普及到北方地区。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出现了纯文学著作，其的主要风潮为“唯美主义”，文人写作普遍讲求声律之美与修辞之美。自曹植开始，文人讲求文章的造词炼句，形成讲求辞藻华丽、雕琢字句、声律藻饰的“骈体文”。从此之后，文人将汉字修辞的特性研究发挥到了极致，其最大的成就在于“声律”。南朝的齐代，沈约等人据佛经梵音拼法，创汉字四声发音，正式建立起声律论，文人开始有意识地利用声律来写诗，有意识地交互安排平仄声，从而形成一种高低长短交替的节奏。这是中国“格律诗”的开端。

唐代留给后世最伟大的艺术遗产当属文学艺术，诗又为其中翘楚，唐诗传今有五万首。唐初的诗歌仍然传承了六朝时期华丽柔美的风格。诗歌题材多以宫廷生活为主。唐开国约半世纪后，诗歌开始反映新时代的大气象，诗歌题材从宫廷转向广阔的社会生活；语言风格也脱去六朝时期的柔媚气质，转向汉魏诗歌的雄健风格。开元、天宝年间，唐代社会达到经济繁荣和国力强盛的顶点，号称“开元盛世”，唐诗的发展也进入高潮。盛唐气象为此期名称。这一时期，诗歌多内容丰富、气势壮阔、形象鲜明、多具浪漫主义色彩。这一时期最出色的诗人是李白，其豪迈奔放的诗风将浪漫主义的诗歌创作推向高峰。盛唐时期另一位与诗仙李白齐名的是诗圣杜甫。杜诗讲究排比声韵，每句立奇字为眼、炼字锻句、刻意求工，在每字每句上反复推敲。中国诗歌的形式，到了盛唐律诗的成熟，便告大备。唐代也因此达到中国诗歌成就的最高峰，后人的创作已无法超越唐代，其要得到新的成功，只有另辟蹊径，向词曲方面发展了。安史之乱，过去的盛世不再，新的繁荣更多呈现一种平民化与多元化的趋势。诗歌也与此相呼应。

从五代十国开始，中国北部兴起了多个半农半牧或游牧政权。五代十国和两宋时由于北境外患频仍，全国都出现多样化的习武活动，民间广建组织、教习武术。因热衷武术，宋代兵书为盛唐年间的七倍之多。尽管如此，宋代最终的命运还是被强邻所败，原由在于北方胡人政权武力比宋朝更强大，而不是宋朝不重视武术与国防。蒙古在进行侵略扩张的过程中，手段十分残暴，一度声称要杀光中国五大姓。其使中国华北和南宋的川陕四路地区的巨额人口消失，土地强行被划为牧场。直到十三世纪中叶元世祖在位时，才开始采取一系列恢复生产的措施。

尽管宋代在军事方面趋于被动挨打的弱势，但在经济文化上却是中国古代最繁荣的时期。由于陆上道路被切断，宋代在海上与与南洋各国经济文化交流密切。南宋全盛时代，市舶岁入占政府全年岁收的五分之一，足可见海上贸易的繁荣。两宋时期与中国有海上贸易关系的国家与地区多达六、七十国。两宋时，印度洋之航权实操于中国人之手。宋代时，中国发明的火药、印刷术、指南针、制瓷器技术、针灸医术传入阿拉伯世界，再辗转输往欧洲地区；数学的“笔算法”及“阿拉伯数字”则由阿拉伯世界在南宋中期传入中国。

明太宗曾派郑和前往西洋，扩大了中国与亚非其它国家的交流。但明代，沿海为倭寇侵扰也十分严重。明代由于不胜倭寇的侵扰而实施海禁，中国在海上的活跃时期至此终结。明代在北方边境大举重修扩筑边墙，作为防御游牧民族南下劫掠和维持边境和平安定的界限。在海岸线上也严格执行贸易管制措施，来中土作生意，必需朝贡兼贸易，否则不予。明代严格的贸易管制措施和明中叶严格贸易管制的影响导致正常贸易地下化，转为走私贸易。贸易港集中地由广东、福建转往已为西方国家殖民地的菲律宾、印尼。而海上的维持秩序角色由于中国官方的消失而导致海盗集团猖獗。由于海上贸易仍在暗处进行，特别是明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废除海禁之后，美洲的大量白银又大量流入中土，银开始成为流行的通货。

满清入取中原后，原位于东南沿海商贸性海盗介入了反清复明的活动，满清因此执行比明代更加严厉的“海禁”和“迁海令”，藉以肃清反满清的势力；直到清末对外战争的接连失败，才被迫广开贸易口岸。

宋代时期，辽、金、西夏三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和宋保持密切的联系。而宋廷铸造的“宋钱”信用良好，波斯、阿拉伯都能通用；高丽和日本更停止铸造本国通货，只用“宋钱”。而辽、金、西夏在文化上都深受汉人影响。许多外来农作物的传入，例如早熟稻、玉米，番薯、马铃薯，使中国的农耕区大面积延伸，也导致了后世中国人口的大量增长。宋人大规模的深度推广和普及了于五代末期来自印度的“桌椅”形式，将五代十国末之前中国人席地而坐的起居方式改为垂足而坐。

在六朝和北宋以后，中国各方面的重心全部迁移到南方，华北已难超越。两宋时代是中国东南沿海最繁盛时期，此地区的土地开发与人口增长也达到饱和，导致当地人口在明清两代又开始大量外移。从明末到清后期鸦片战争发生的两百年间，中国的耕地扩张了一倍，人口绝对值更增加了两倍。而亦有大量的汉人进一步迁移至海外，诸如南洋、台湾等地，促进了这些地区的开发。这其中最成功的垦殖当属台湾的开发。

中华帝国能以有限的资源维持数百年，其功臣之一即为宗族制度。廿世纪之前，中国的政权只向下延伸到县衙，其下完全通过“乡保”与“族长”进行管理。因此历朝政府都十分重视宗族的管理能力。从宋朝至民国初期，部分宗族将其订立的族规呈交地方官审批，并公告周知，使这些法令更具合法性和权威性。

庶民文化

宋代为中国经济高度发展的时期，主要因素是江南水稻种植区的开发。南宋尽管只占领南方半壁江山，人口却超过盛唐年间。至明代已经可以以江南经济为后盾统一全中国。中国农业生产，北宋末可以养活1.34亿人，到明末可供养一亿五千万人，清末可供养超过四亿住民，可见农业之发达。

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工商业最发达的时期。由于经贸发达，宋真宗咸平五年(1021年)出现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即使是传统的铜币，其年全盛时的平均铸币量也超过盛唐年间的二十倍。城市数量与人口不断的成长，汉平帝元始二年(2年)有1587个城镇，盛唐年间最高有1859个城镇，北宋末有逾1500个城市，晚明时最高有7500个城镇；清嘉庆末年有30000个；清末年有近40000个，并星罗棋布于全国各地，尤其集中于江南地区。随着工商业的发展，行号开始出现。同业与工商业者组成的“行”，自唐代起相当活跃，宋以后更发达。洛阳有120个行，南宋国都临安则有400多个行。明代时更发展成为同业工会，成为更有组织的商业团体。明代中后期之后，以同地域者组成“商帮”，遍布大江南北。商帮资本雄厚，并建立同乡会馆。著名的商帮包括安徽“徽帮”和山西“晋帮”。徽商狭其雄厚财力与对文化事业的重视，在教育、文化、艺术上均有杰出的表现，可谓“士商一体”，为中国有史以来首见的“儒商”。而“晋商”透过资本累积，涉足金融业务，形成十九世纪中国最具规模与影响力的金融体系“山西票号”，经营范围遍及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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