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是在今天，类似于“丛书集成”之类的书并非毫无意义。图书馆中的善本秘笈并非人人可借阅，更有拿着介绍信而看不到书、那书却早已成了某些人情的事。使善本花身千万，自可以惠泽多人。且多印小书，分拆出售，可以降低出版成本，使用书之人各得所需：既买得起书，又不至于为了一册书而买回一大堆自己不需要的书。对于有求全癖好的收藏家来说更是多了许多寻找的乐趣。“丛书”不妨印一些有用的，而且篇幅又不大的小书。在如今精装本、礼品书满天飞的日子里，说这些似乎是不合时宜的了。今天印“丛书”的，也是求全的多，大多后继无力，像“丛书集成”这样大手笔的恐怕真的不多。有经济上的原因，更多的是社会中更深层次的原因。

不少古籍整理类的书，前言夸夸其谈，不着边际地神侃，末了却连书的版本系统和所用底本都未交代清楚，这样的前言和说明对读者又有什么用呢？我买过北京某出版社的一套影印的《四书五经》，没有出版说明和前言不说，寻遍了书前书后，却不知道这套书是据什么版本影印的（看版式，可能是根据原世界书局的版本影印的）。将如此没有“出生证明”的书卖给读者，出版社是不是对读者太不负责任了呢？当然我知道出版这种书挣不到什么钱，但不能由于没有经济效益就马虎对待，这对出版社的名誉也是一种损害。对于书前说明中有诸如“已据某某本径改”，或是“有极少数的删改”之类的话语，全书又不见半条校记者，我是最怕的。这书校改的可信度有几何？即使是那个领域的著名学者、权威，能保证他们一点都不犯错误么？这显然不现实。

省校记，或许是为了节约纸张和排印费用，以期降低成本，但却给读者造成了极大的不便。若要引用书上的资料，我终究还是要去查原书的。中华书局的《史记》，没有校记，虽然是顾颉刚先生主持校点的，但至今在一些专业杂志上也常常有论文指出其中的某些错误。我不为贤者讳，只要是出版了书，就是要对读者负责的，至少我们要做到我们可以做到的那些。

“丛书集成”本是不为人所重的，大量的珍本秘籍从一些图书馆或是私人家中流出，何况这类平装本？从一些前辈学者的回忆文章中了解到，那时在北京天桥和琉璃厂，除了宋元椠，连一般的明、清版书也不过一元一册（一些善本孤本之类则另当别论），且在琉璃厂的地摊上随处可见，“丛书集成”几乎是可以车载斗量的，几角钱可以买回一大堆好书。

时过境迁，自从九十年代之后，书价飞涨，连旧书也是水涨船高。我在文庙曾见一册“集成”本的《古列女传》，配图的（应是顾恺之所画），卖主索价六十元，未免太离谱了些。其实这些书存世量还很大，如果有心的话，用不高的价格还是可以收集到不少的。我不用“收藏”二字，因为如今搞藏书大多是为藏而藏，这两个字还是给他们用吧。

具体的选择标准并没有明确，所以在丛书中对于排印和影印的选择也比较混乱。一般地说一些小学类及附图的都采取影印的方式，余者多采取排印，但也未必尽然。说实话，我更喜欢影印的书籍。排印容易出错，这是其一。影印若不是可以挖补删改，则基本上要比排印本可信得多。

另外影印的书籍若是佳处，可以保留原书墨迹、字体、刻工风格的十之七八。这倒是可以让我们这些有嗜古癖好却又买不起古书的人可以过一过瘾了。虽然没有太大的文物价值（若是名家的影抄本，倒可评为“下真迹一等”），但从学术价值角度来说，比诸原本毫不逊色。

虽然很简短，但能把一些关键的内容交代得非常清楚。如一册《梦溪补笔谈》的说明是这样的：“本馆‘丛书集成初编’所选‘宝颜堂秘笈’、‘稗海’及‘学津讨原’皆收有此书。宝颜本文注混淆，段落舛错，稗海本亦不免。学津本从稗海本出而加厘订，故据以排印。中脱二条，仍据稗海本抄补附后。”短短数十字，就把此书现存的版本情况（主要是那一百种丛书中所收录的情况），各版本之优劣及选择所使用版本的原因，是否有所改动，添加了什么附录都交代得清清楚楚。如果此书系“四库全书”中收录，还会在书前附上“四库总目提要”。这一点真值得我们如今的出版社学习。

1985年中华书局曾根据原书影印过一次，分别订装，三十二开本，比原书稍大，不过好像印得不是很多，在旧书市场上难得一见，有时候某些书店的库房中却还有。这几年古籍书店的桌上一直放着几套，却很少有人去买。真正搞版本的看不起“丛书集成”，不搞版本的又不知道它的价值，所以被冷落了。另据购得的“丛书”版权页上得知，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有“补印本”，顾名思义，应该是补印以前没有出版的那些书。补印本的纸张较初版本软，似为草纸，墨色更沉，可以看得出那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国家经济条件不好。不知道这一次共补印了多少书？这些困惑恐怕不是我可以解决的，还希望知情者可以提供信息。

近又有上海书店编《丛书集成续编》影印本。